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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改革 　帝国后遗症 　　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不但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以致于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乱，恢复旧帝国也往往是永无可能。于是帝国后遗症的结局多数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旧式强力更严酷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体制的解体，乱糟糟的魏玛共和维持了15年，终于使德国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绪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选上了台，并拥戴他建立了法西斯专制的第三帝国。与此同时魏玛现象遍及全欧，一战以来帝制解体后新生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抛弃混乱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变方式产生了铁腕专制，如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整顿）政体与匈牙利的霍尔蒂独裁。俄国在沙俄倾覆后出现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执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无术失去民心，在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上几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张人民专制的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可以想见，即使布尔什维克不因大选失利而驱散议会，二月民主也极可能演变为铁腕专制，只是专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种结局是帝国解体后的混乱发展为内战，而内战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绝大多数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内战中的胜者建立新的铁腕控制，其最终结果与前述第一种结局一样，只是经过内战代价更大罢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我国历史不断重复的分久必合，乱极生治的王朝循环，直到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1911年后的中国内战。或者在内战中没有胜者，帝国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渐成为一盘散沙，最终不仅原先的大国不复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后冷战时代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从阿富汗、扎伊尔。南斯拉夫、索马里直到最近苏哈托垮台后的印尼――后者虽未发生全面的内战，但从东帝汶、亚齐之变直到各主要城市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也比前述那种混乱的和平无序得多了。至于历史上，从强力控制解体走向统一国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脱于这种命运的反是少数（中国在治乱循环中一直延续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罗马帝国解体后那样走向长期混乱乃至文明变异的却是世界历史上的常规。 　　 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专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主之循环，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主化，二战后的西德没有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原因固然很多，二战后德国受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改造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但这种状况要蒙受被占领的耻辱，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一、总论： 体制转轨 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俄国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上不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以来，俄国并没有形成象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 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来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