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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 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要紧事儿。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 《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