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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的婉约词
王在灵
【摘要 :苏词能豪能婉、刚柔相济,词风不拘一格。笔者认为,苏轼刷新了晚唐五代以来的绮丽词风于剪红刻绿之外别开新面,将词由应歌转向抒情。词人摧毁艳情词的樊篱,歌唱伉俪真情,寄寓人生哲思,咏吟田园风光,拓宽词境词意,新天下耳目,开一代心境传写。词人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人生理想、生活遭迹、政治感遇、品格情操等注入词风,使穷途末路的婉约词获得了新生,给词的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对后世词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响。提起苏东坡的美名,人们就会想起他大江东去的万丈豪情,这位西北望,射天狼的微霜英雄,却有着我欲乘风归去的浪漫情怀,他的豪放词很被世人看好,以至代代传诵,拍案叫绝也正是这些笔力雄健气魄宏大的豪放词使苏轼赢得豪放派宗师的千古美名。殊不知正是这豪情万丈的光芒掩盖了苏轼婉约词在中国词史上的独特成就。世人多知苏轼豪放词 新天下耳目,却很少注意其婉约词也新天下耳目。 现今词学界研究苏词有两种倾向:一是褒豪贬婉,一是褒婉贬豪,而多数人倾向于前者。笔者认为,研究苏词不能走两种极端,不能厚此薄彼,而要公平地对待,苏轼豪放词的成就当然值得肯定,但其婉约词的成就也绝不容忽视,基于此,下面我们就浅谈一下苏轼的婉约词。苏轼之前,基本上是婉约词一统天下,作词以清切婉丽为宗 (见《四库全书提要》)[1],宋词坛还是以婉约为主流的,而豪放词则廖若星辰。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文学也是一样的,所以苏轼的豪放词倍受历代词论家的推崇,使他的婉约词取得宋词的最高成就,在人们看来还是逊色于其豪放词,就像宋诗写得并不比唐诗差,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唐诗胜于宋诗呢?除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外,我想是因为唐诗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坛的,所以才倍受人们关注。由于文学本身就有求新、求变的客观规律,加之宋代文学整体呈内敛的趋势,所以词这种文学样式更有利于文人抒写内心的感受。苏轼初涉文坛,柳永就已经红极天下,以奉纸填词柳三变的文名风靡全国,而且把婉约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似乎后人已经无路可走了,摆在词人面前的只有一革新如果不对词进行革新,词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衰亡,于是豪放词应运而生,光芒万丈。苏轼不仅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运用到豪放词的创作,也把革新精神融入到其婉约词的创作。因为苏轼才大气粗,为诗为文皆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张耒《东山词序》)[2],当豪则豪,当婉则婉,往往任性而发,风格自然不一,甚至出现刚健含婀娜(苏轼《和子由论书》)[同1] 的风格。然而改变传统词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词的革新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正如庞会香说:苏轼乍握词笔,不可能一下子就将传统的词风踩在脚下唱出大江东去,而是有一个学习前代词作,继承前代词风的过程。[3]翻阅《东坡乐府》中的三百四十五首词作就会发现,其中婉约词占78%,豪放词也不过就三四十首而已,较多的还是明丽、妩媚的婉约词。这充分说明苏轼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求变的,列宁在他的《评经济浪漫主义》中也说:判断一个人的功绩,应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我认为,苏轼的超凡脱俗之处在于他出淤泥而不染,其婉约词之所以新出晚唐五代,就在于他将个人身世之感,品格情操、政治理想等注入婉约词风,从而使穷途末路的婉约词获得了新生,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它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三叹,张炎《词源》说它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王灼《碧鸡漫志》说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等等(同[1])。就连苏轼自己也得意的说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无论是豪放词还是婉约词,苏轼都将情这种真挚的东西融入词中,所以苏轼的婉约词和其诗文一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学术界一般公认将词分为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最早提出有婉约和豪放之分的是明人张綖,他认为婉约者词情蕴藉,豪放者气象恢弘;少游之词作多尚婉约,子瞻之词作多从豪放。(张綖《诗余图谱》)[5],而真正将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的则是清人王士祯,他提出婉约词以李易安为宗,豪放词则以辛弃疾称首。总之,婉约词由来已久,它是指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型格律诗体,具有民歌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诗严词卑、词为艳科、小道,似乎艳情成了作词的金科玉律。很多文人都不满于晚唐五代以来的绮靡词风,一旦豪放词横放杰出,重豪轻婉也是自然的事。因为豪放词以保家爱国、民族大气为重,内容健康向上,充满阳刚之美,而婉约词则以纵情酒色和男女欢爱为主,只要词藻华丽能寄相思闺情即可,思想内容可以被忽略。如晚唐五代温庭筠之类多香软浓艳之风,内容空虚且华而不实。婉约词发展到苏轼就有了新的生命力,如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6]就苏词内容来说,言情、咏物、悼亡、怀古、寄旅行役、酬赠送别、谈禅说理等等,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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