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德尼对诗人和诗的功能解读.docVIP

锡德尼对诗人和诗的功能解读 　　实实在在、变化莫测的艺术是当代美学探索的对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像艺术这朵娇艳妩媚的文明之花，在美学上由于没有夯实的扎根土壤，常常需要为自己的合理化存在进行艰苦论证。在为自身论证的一次次涤荡前行中，“诗辩”应运而生，成为西方古典美学的一种重要文体。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诗人、文学批评家。他的重磅之作《为诗辩护》宣扬人文模式，反对专制神权，以犀利的文锋诠释了诗的功能和价值，在西方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锡德尼的《为诗辩护》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同意古代希腊人把诗人称为“创造者”的看法，也同意古代罗马人把诗人称为“预言家”的看法。他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一切艺术都看成是“模仿”.但在锡德尼的笔下，诗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其目的在于教导群众，娱乐群众，诗歌的功能就是寓教导于娱乐。锡德尼对文艺美学的突破性贡献是把对文学评论的风向标从单纯解析模仿对象转到重视作品对读者的启蒙说教和愉悦感动。 　　作为一名卓越的诗人和文论家，锡德尼不仅总结创作经验，提出文艺观点，还把理论的研究应用于创作实践。 　　在人文主义的文化长河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蕴含西方传统的精神本源和人文特质，像一颗璀璨明珠，折射出强烈的反神学、反封建倾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哲学和科学解脱于宗教神学的压抑，欣欣向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理智和严谨是文明的忠实特质。作为杰出的诗人和文论家，锡德尼传承希腊、罗马古典美学的精髓，受益于西方人文精神的萌生，推崇理性，关注感性，善于发现人的美和自然美。锡德尼一方面投入精力进行文学创作，关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注重经验总结，强调文艺对社会的推动，将其上升为理论进行研究。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主要侧重于文艺美学，缺乏深刻的哲学思考，也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体系。但他站在当时诗学发展的历史潮头，在作品中呼吁关注诗歌独特的社会功能，号召给予诗歌应有的独立地位，这就给基督教神学全盘否定文艺的思想以迎头痛击，极大鼓舞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一、锡德尼诗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最早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指向已经体现在古希腊、古罗马先哲们的凝神冥想中：重视内在世界，关注人类自身，贬斥非理性，张扬真善美。基督教神学对人内心的禁锢使得上帝成为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万灵之神。在那个年代，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是对神的羞辱，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则受到了忽视。针对当时反理性的基督教神学的流行，充盈着人文血液的锡德尼批判“神本”,呼唤“人本”,最大限度的升华人的价值和文学的说教。他在《为诗辩护》中主张：“诗，因此是个模仿的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用mi-mesis所说，他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 　　[1]（P12）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是人类的本能，浸润于人的天性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西方古典美学产生深远影响，是锡德尼诗学思想的核心。摹仿是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主流，盛行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指出文学应当依据事物天然的秉性去摹仿，而这种天然的秉性则被打上了阶级的政治烙印，显现出阶级形态的利益追求。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摹仿是要根据阶级的意识形态去灌输一种有价值的道德信念。 　　而锡德尼对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说明：模仿不是刻板僵硬的摹写客观自然，而是要关注知识对人道德催生的广博能量。因此，锡德尼在引入模仿概念的同时，高度重视诗的实践价值和人的自觉意识，认为诗对于人行为的指导和引领有着积极向上的作用。 　　在许多问题上，锡德尼与卡斯特尔维特罗完全一致。他们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锡德尼对“寓教于乐”的内涵解读。作为崇尚西方古典文论的古罗马理论家贺拉斯，第一次提出“寓教于乐”的思想，试图为当时的文学创作确立标准和原则。贺拉斯张扬文艺的社会功能，提倡怡情悦性和道德说教的协调统一。他认为诗歌不仅对人类文明有开化功用，还能给人们带来愉悦。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2]（P68）锡德尼继承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认为诗人不仅能真实而生动的模仿自然，而且还能教导群众，愉悦群众，所以诗教优于说教。在他的组诗《爱星者和星星》第71首中，锡德尼还指出诗在人类历史上的教化作用： 　　谁想从大自然最美好的诗篇，读到寓德于美的最好的形式，只须学会在你身上读爱的文字，斯黛拉，你美的线条展示真正的善。 　　他会读懂：消灭恶不是靠蛮横，而是靠理性的最甜美的统治，理性之光使夜鸟纷纷逃逝，你眼神里，心灵的太阳光辉灿烂。 　　[3]（P41）别致的形象，优美的旋律，使读者的想象在吟诵诗歌时得到最大发挥，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