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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逻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逻辑思想的发源地主要有三个：古代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但是，古代中国和古印度的逻辑思想没有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后来都衰落了。只有古希腊的逻辑思想获得了长期、持续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更是产生了光耀世界的现代逻辑。在新世纪里，如何实现中国逻辑的现代化，从而助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是值得所有中国逻辑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张家龙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曾经热情洋溢地呼吁：“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遵循全面实现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全面接轨；实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和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弘扬团结、民主、严谨、创新的学风这三条方针，为建设一个和谐的中国逻辑学会，为振兴中国的逻辑事业，开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而共同奋斗！”[1] 32013 年，张家龙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要坚持三个结合，即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2] 　　下面我们根据张家龙的思想并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实现中国逻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一、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3] 57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逻辑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高度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西方教育的传统和基本特征。就以美国一所非常典型的、服务于社区的、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肖尼州立大学（Shawnee State University）为例，该校在其目标规划中明确提出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4]。始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近代中国的逻辑学研究，肇始于第二次西学东渐，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西方特色。最初传入中国的逻辑学着作基本上都是西方的逻辑教科书。例如，清光绪年间由传教士翻译的《辩学启蒙》就是一本由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于 1876 年出版的逻辑入门读物。严复翻译出版的《穆勒名学》也是在西方多次再版的逻辑学教科书。当时，逻辑学者所写的逻辑着作也以逻辑学教科书为主。例如，金岳霖最早出版的逻辑着作《逻辑》就是一本大学教材，沈有乾所着的《论理学》和《高中论理学》也分别是师范学校和高级中学的逻辑学教材[5] 70。 　　在清末民初之际，当学者们接触到西方学术进行中西比较之后，他们对于逻辑的重要性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例如，梁启超痛感“论理思想之缺乏也”，明确指出：“凡在学界，有学必有问，有思必有辩。论理者，讲学家之剑胄也。……以此之故，其持论常圆满周到，首位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6] 44由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胡适等一批学者的远见卓识，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视逻辑教学。例如，在 1904 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1913 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和1917 年北京大学预科的课目表中都有逻辑学的课程[7] 43~44。不仅如此，甚至在中学课程中都设有逻辑学课程。例如，1922 年颁布的《学制系统改革案》，在其中的高级中学普通科第一组分科专修科目中，就有3 个学分的必修课“论理学初步”[7] 101；在 1932 年中学课程标准中规定高级中学在高三下学期开设每周 2个学时的“论理”课程[7] 105；在 1936 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中规定高级中学文科组在高二下学期开设每周3 个学时的“论理”课程[7] 10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各类师范学校课程中都基本开设了“论理学”课程[8] 443，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从事逻辑学教学的大学和中学教师。 　　1949 年之后，我国的学制基本照搬前苏联的模式，逻辑教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直到 1978 年，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张家龙提出“形式逻辑要现代化”的主张；1979 年 8 月，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进一步提出“逻辑课程的现代化”[5] 113~114。此后，我国的逻辑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逻辑教育、教学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有相当多的学者高度重视逻辑教学工作并进行了专门的理论探讨。例如，刘培育从逻辑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角度指出：“中华文明几千年，逻辑意识相对薄弱。现在，不论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教育，仍对逻辑思维教育重视不够。广大逻辑工作者要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素质为己任，多做些实事。”[9] 　　张建军认为，“逻辑工作者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各层次逻辑教育工作，并推动全社会逐步提高对于全面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为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