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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公益信息制度战略思考 　　[摘要]针对一项有关中国社群数字不平等问题之对策研究的理论成果报告，首先阐述从制度层面解决社群数字不平等问题的重大意义；其次从制度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构建公益信息制度的基本理论体系；最后重点论述笔者从实证研究中识别出的公益信息制度关键要素。 　　[关键词]数字不平等　信息制度　公益信息制度　社群信息学　社群 　　[分类号]G203 　　 　　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的重大革命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拓展了新的维度，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和演变更加复杂。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传统ICT加速了原有生产关系和社会阶层在地域间的调整和新兴经济模式与社会形态的建立，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信息分化现象呈现加剧态势；计算机新兴ICT刷新着人类不平等的纪录。 　　传统数字鸿沟研究采用拥有者(haves)和缺乏者(have-nots)二分法，而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笔者经过实证研究将其中的数字化社会划分为数字赤贫、数字贫困、数字中产、数字富裕和数字精英等5个层次，并识别出代表社群。在中国社群数字不平等的现实背景下，面向数字贫困社群的公益信息制度研究迫在眉睫。 　　本研究所指的“社群”是指社会中拥有共同利益、共同的经历或历史、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认同和共同的期望的个体，通过血缘、地缘、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或特定社会组织所形成的集合体。常见的社群包括亲友、地理社区、政治社群、社交圈子等。“数字不平等”(digitaI inequality)是指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组织、社群和个人在ICT接入和使用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多样化的信息差距。 　　 　　1、制度对于解决社群数字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制度的基本含义，杰克?奈特总结出其基本特征，即“一个制度是一套以某些方式构建社会互动的规则”，但“一套规则要成为一个制度，相关团体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了解这些规则”，他认同“制度是构建行为人之间互动的一系列规则”，这里的行为人可以是社会个体，也可以是组织机构这样的“集体行为人”…。传统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各类“交易关系的排列组合”，常见的交易关系具体包括“买卖交易(平等关系)、管理交易(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和限额交易(政府与经济个体之间的征税纳税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的分析单位具体到“交易成本”和“产权”，而且把制度界定为“规范人们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系列规则安排”，包括“正式的制度”(如法律和官方规范)和“非正式的制度”(道德规范、伦理框架等)；埃瑞克?G?菲吕博顿等则将制度定义为“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可以“管制个体的社会行为”；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或博弈)规则”，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 　　制度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体的行为、社会公平等方面均有深刻影响。“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公共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制度“已成为一组持续的和可预见的规则和激励，这些规则和激励影响着个人行为”；“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基本权力结构与选择取向对经济人所追求的稳定的均衡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格局决定了经济主体各自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故“合理的组织所内含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经济主体按照构建有序的社会原则行事，如此，社会进步、经济总量不断扩展的目标方能实现”，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及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提高”。同样，制度对于社群间数字不平等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公益ICT和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取决于通信与信息市场的发达程度，还取决于社会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实施效率，而保证分配方案有效实施的最好办法是对参与分配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原则、目标、计划和具体方法作出明文规定。在明确公益分配的基本框架后，利益相关群体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博弈或谈判；从而不断将这些群体重复博弈中出现的新问题、常见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以及总结的新经验纳入到制度变迁过程中。 　　其次，通过出台制度可以确立公益ICT和信息资源的产权归属，尽可能降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公益信息交易活动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的最大贡献之一是确立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产权是“人对物所拥有的权力，以及所有权派生出的一系列权能”，可以帮助资源配置实现最大化的产值，消除负的外部性，节约交易成本，强化激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