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改革战略观察.docVIP

分配改革战略观察 　　当务之急是下决心实行全面的财产申报，把企业家和财主区分开来，采取对劳动收入不征税，资本收入收轻税，财产性收入收重税的战略措施。 　　 　　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按要素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是由人们投人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决定的。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分配的原则是公平的，就不要在收入差距的大小上做文章；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原则是不公平的，这就不是分配问题，而是所有制问题了。中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不是差距过大，而是少数人利用特权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超经济剥夺。这恰恰不是分配原则问题，而是特权侵犯了法权，扭曲了产权关系。因此，中国当前分配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不是人为地缩小收入差距，而是矫正分配的前提，逐步铲除特权这个分配不公的主要根源，为真正实现按要素分配原则扫清道路。 　　 　　特殊政策必然产生特权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是从价格双轨制起步的，主要工具是所谓特殊政策，这就给特权扭曲分配关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和行业中，某些个人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人们在迈向市场的第一步就处于不平等、不公平的地位。 　　当改革也成为一种权力，特别是成为一种特权之后，人们的社会身份就开始了分化或异化。少数人实际上已经把特殊政策当作了优惠政策，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不可避免地形成权力和要素双重分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默认了一些人的经济特权，使大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甚至丧失了对全民共有资产的平等产权和受益权。人们不正常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在各种特殊政策掩盖下的权力分配、等级分配、身份分配、同工不同酬等超经济分配造成的。在这些分配关系严重干扰下，按要素分配还没有成为主体分配方式。 　　在按要素分配的条件下，政府承认人们依靠劳动和资本经营能力获得的高收入是合理合法、符合公平分配原则的收入。这是正视现实，顺应规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通过分配的扭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违背了公平竞争、按要素分配原则。政府利用公权力把资源、机会赋予某些个人或团体，使他们凭借特权在短时间内暴富??人为地制造两极分化。 　　国有土地的产权是不能交易的，而土地批租这种用时间偷换空间的特殊政策把产权变相卖给了使用者，使几十年的级差地租落人少数人手中，变成了寄生性收入。土地批租和承包期无限延长是一种不宣而战的私有化，是分配关系倒退，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赤裸裸地瓜分和挥霍公有资产现象。很大一部分暴发户和大贪官都是土地批租的产物，一些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诸侯化倾向和短期行为都是以超额地租为经济基础的。某种意义上，土地批租已经成为诸多问题的根源。 　　所谓资源税更是一种超级特殊政策。矿产资源没有经过产权交易，无论在地下还是到了地上，都是全民的。采掘业与搬家公司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只应该得到与采掘成本相当的平均利润，凭什么获得资源的全部价值?政府越过全民这个所有者，通过资源税的形式把资源送给了开发商。一些低素质的人掠夺全民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暴富之后，挟持着巨额游资，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肆无忌惮地冲击，其造成的恶果正在日益显现，使所谓宏观调控捉襟见肘。 　　目标补贴、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制度。在这个分配制度面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在保障目标范围内需要多少补贴多少，不需要的不补贴。而目前中国官员实行的是按级别分配的特殊政策，使他们成为按权力分配的特殊人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权力一旦超过工作的需要，就变成了特权。在退休金、医疗和住宅分配方面，中国的特权尤为突出。 　　因此，中国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理顺分配关系，而不是急于缩小按要素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鉴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综合性改革阶段，我们应该全面清除所谓的特殊政策，无论外资内资，不管什么地区，产业一律统一政策，实行国民待遇，任何人不能再以任何理由获得超国民待遇。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实事求是地说，任何国家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不会积极地配合这个把自己“化”掉的过程，权力的资本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的国家，一旦以改革开放的形式重新启动资本的原始积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就更加强烈。什么土壤长什么庄稼，不管人们如何深恶痛绝，巧取豪夺、贪污腐败层出不穷，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是由这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济社会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然利用原有的社会结构垂死挣扎，千方百计阻碍按要素分配机制的形成，阻碍人们社会身份的根本转变。 　　虽然中国的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化，出现了罢工和跳楼事件，但是矛盾的焦点还不是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