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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性格 　　【谁的北京?】 　　自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代前期满汉分居内外城,界限分明,城市公共生活的特征尚不明显。清末民初,满汉杂处,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明显。政府官吏、学校师生、报馆文人,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在新华门、东交民巷、中央公园、沙滩、吉祥戏园之外的另一重世界,很少出现在知识阶层的眼中和笔下。顾颉刚于1925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降,北京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指出:19世纪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于人口众多和工商业发达,而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集中的首都。“北京的人口比人们对华北这个大都市预计的多不了多少;如果它构成全国一体化城市体系之巅的话,那它还不到原来该有的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主要由外来知识分子构成的北京中上层社会的群体认同,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说是指向“首都”这个巨大的符号。 　　北京的这种特性,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便可见得分明。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列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数年后再降为普通市,隶属河北省。于是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市面萧条。梁启超1928年《与思顺书》的描述是:“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称:“十年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北平是没有工业的,迁都后剩留的商业,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文化机构的种种,俗称“吃学生饭”。 　　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叫它“边城”。可不是吗?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 　　在这个意义上,我常说,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80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十余年,但感受仍与顾颉刚先生差不太多:有同学朋友在各部委,大致知道“作官的生活”是怎样;“作师的生活”不必说,日日在其中打熬;余下的,便是“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娱乐圈的那点儿破事。 　　变化不是没有,至少应加上“作白领的生活”。而北京市民的构成,与当年比也大相径庭矣。民国、共和国,两次大移民入京,近20年来,城铁与9字头公交上,坐满了背井离乡的外省青年。 　　因此,所谓的“老北京”,也不过是一些怀旧与炫示的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鸽哨,爆肚,豆汁,空竹,风车……这些已不属当下的生活方式,而更像是对传说中的老北京的一种戏仿。如能起老舍于地下,他还会继续赞美新北京吗? 　　“北京”已成为一个暧昧而多义的词汇。对于一名学子,北京除中关村学院路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位白领,北京除CBD西单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个北漂,五环之外,798,石景山,才是更真实的北京。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它众多的面相,却没有哪个像北京这样多元而分裂。纽约是多元的,但有多少非北京的住户会乐意在T恤上标明“I LOVE BEIJING”(我爱北京)?2001年,“北京市民”曾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北京新地标”,毫无意外,国家体育场、国家歌剧院、央视新大楼均赫然在列。而今,有多少“北京人”在为鸟巢、巨蛋、大裤衩感到自豪?有多少人是被外地亲友拖着拽着才初度见识了这些建筑的真面目?――我交代,我的认知范围内不包括出租车司机之外的“民众生活”,也许好多人真希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