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三只兔子”.docVIP

北京大学“三只兔子” 　　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话题。 　　“三只兔子”是指三个属相为兔的人，三位名人。 　　此称谓之溯源，大抵是在1917年，距今已88年矣。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在历史上留下划痕的事件；而北京大学，和在那里的一帮人，应该说是留下了刻印。套用如今时尚说法，如果评选那一年“感动中国”或“年度十大人物”之类的情事，北京大学一定榜上有名。正是，在那一年，北大经历了一场变革，获得了一次新生，这场变革和由此获得的新生，赋予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以全新的理念、精神、存在价值和历史地位，展现了现代大学的蓬勃生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本文要讲的“三只兔子”，正是在那一年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关于“三只兔手”一般有两种说法。或因北大确实“水丰草盛”，乃“兔于们”生长之福地，20年代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其中有5位教员都属兔。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三只小兔子”(辛卯年)，陈独秀、朱希祖是“两只大兔子”(已卯年)，而校长蔡元培则是只“老兔子”(丁卯年)蔡、陈、胡，即老中青“三代兔子”的组合，是当时北大的灵魂人物，北大的教育改革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三人领导和推动的。“三代兔子”是北大的基本框架、治学概念的具体表现；而“三只”从理念上应理解为平等、“一窝儿”；从体现蔡元培的长校方针、学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应是平辈。本文要介绍的正是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这“三只”同年的“小兔子”。 　　 　　“兼容并包”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第兰所高等学府，然而它徒具高等学府之名而不副其实，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来去，为世人所诟病。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将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开创出前所未有的辉煌。从此他的名字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成为一种象征，直到今天，未名湖畔还立有他的塑像――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这个“烫手山芋”已经在好几位校长手里流转。第一任校长是颇具声名的学者、思想家严复，但其难以应付棘手的日常事务，不到8个月就急流勇退。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留学德法，组织过光复会，做过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新旧资望为世所重。许多人劝他不要接长北大，以免因改造不好而“坏了名声”。但是蔡元培把教育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知难而进，毅然接任。报界当时作了这样的报道：“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1917年1月9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的就职演说令所有人耳目一新。他毫不回避“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的不良口碑，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人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友”。大学应独立自治而不应随波逐流，应忠于理想而不应傍权依富。和这样的大学精神相比，88年后的今天，诸多大学里相当严重的急功近利的教育风气，已和其应脊的理想相去太远。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即为众所周知的“八字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应保持独立的资格，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蔡元培对各路人才的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以文科为例，从倡导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鲁迅，到政治保守而旧学深沉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找到了发抒其学术思想的舞台。―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教师们的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恰恰是这些差异形成了一种创造力，在自由的空气中每个人自由地发挥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北大显示出她的大气与活力。 　　从1916年底蔡元培接受任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由一所痼弊缠身的旧式学堂，一举变为生机勃勃的新式大学。在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北京大学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学生开风气之先，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推动者，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反观今天的大学，办学条件之优厚、财政经费之充裕，都远超当年的北大，但却是大楼多于大师，设备优于人才，是否应感到惭愧? 　　当时的北大教员中有许多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