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位“村官”人生之路.docVIP

北大首位“村官”人生之路 　　我刚从北大回到涟源，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议论、猜测、嘲讽铺天盖地而来 　　我的家乡涟源地处湘中，是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 　　1983年，我提前一年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我当时萌生的理想是读完本科以后读研究生,攻读经济学博士,做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当时全国上下充满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良好氛围。1986年我先后到沿海发达地区和贫困山区搞社会调查，沿海发达地区和贫困山区之间巨大的反差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这时候我就在想，我是农家的孩子，应该回基层为这些急需得到帮助的人做一点点什么。 　　1987年毕业前夕,我放弃了读研究生的计划，放弃了留在大机关、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多次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最后被分配到湖南省省级贫困县涟源县工作。 　　我刚从北大回到涟源，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各种议论、猜测、嘲讽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我犯了错误，是被“发配”下来的；有人说我成绩不好，是被降格分下来的；甚至有人说我是“傻瓜”。那时我一走到街上，就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满腔的激情和报效家乡的一腔热血，遭遇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真感到委屈、心酸,感受到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 　　在逆境中，我既没怨天尤人，更没一走了之。我认真审视了自己的理想和周边环境，觉得理想不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只会是虚无飘渺的零。于是，我全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决定从小事做起。每天早晨七点半，我第一个赶到办公室，把开水打好，把地扫好，把桌子抹干净；抗洪救灾、扶贫帮困等苦差事我抢着去；业务上，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尽管当时我在涟源是四人租住一间民房，月工资只有58元。这样，我逐渐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信任，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单位的重要工作开始交给我做，我的专业特长得到发挥，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1989年，我申请到省级贫困乡――涟源北部的贫困乡扶贫；1991年―1992年我主动申请当了两年的贫困村扶贫工作组组长。看到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还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住、没有???用、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情形,我的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同人民群众的感情，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口号中是喊不出来的，只有深入群众，与群众的距离近了，感情才深。 　　1995年，市委决定选派优秀青年干部到后进村、失控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任期两年。我报名后，市委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到南部山区偏僻闭塞、社情复杂的石门村去。 　　到了石门，我才真正知道事态的严重。一是集体经济薄弱：村里一年的纯收入只有经济场上交的400元钱，赤字却达12万元。二是群众思想复杂：因这个村原来是由2个小村合并而成，宗族观念和排外思想严重。三是班子素质偏低：党员平均年龄55岁，一个正规的初中毕业生都没有。四是矛盾积累多，随时会爆发出来。五是投资环境很差，电力供应极不正常。 　　到农村工作,关键在于找到一条适合当地发展的好路子，使老百姓在发展中得实惠。我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农民是交不起学费的。你带领他们做一件事情，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两个月，我只在群众中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表半句态。一个多月后，情况摸清了，我的思路也清晰了。我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对村支两委的班子进行了调整。村支两委提出了“先闯市场，后办工厂；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民营突破，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决定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筑巢引凤，吸引外地人才到村办厂，走“民营突破，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 　　在石门村担任党支部书记7年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我和广大农民一起艰苦创业,闯荡市场、兴办工厂，探索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之路，村里从零起步,滚动发展,走出山门,走出国门,兴办工业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30多个,涉及搪瓷、保温材料、家电、塑料、良种牛胚胎分割移植等行业,企业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区,产品销往美、英、德、日等20多个国家,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现在，石门村变成全国文明村、全省小康示范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村。农民能领工资了，能看40多个频道的有线电视，能打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走上了宽敞的水泥路，住上了明净的新楼房，农民看到了希望，生活有了奔头,眼里就有了神采，唱歌、跳舞、参加村里活动，给我讲笑话，把我当自己人。跟农民在一起，我有被认同感，这是对我的最大奖励与回报。 　　从北大走向最基层时,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日后某些精明人猜测的所谓“人生设计” 　　1987年从北大走向最基层时,我根本就没有做过日后某些精明人猜测的所谓“人生设计”,也没怎么去想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是否会一辈子呆在基层。当初的我只是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为父老乡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毕竟当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