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乡民防匪.docVIP

北洋政府时期乡民防匪 　　一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 　　抢劫是该时期土匪最惯用的一招。对于绝大多数土匪而言，抢劫是不分平民百姓与富商巨贾的。“1923年，仅河南南阳一地就有著名大杆匪32股，一万余人，他们在两个月内抢劫了30多个村镇，烧毁房屋2000余间，打死打伤1300余人。”1926年9月，河南项城被土匪“老鸭子”两次攻破劫寨，2万余间房屋被焚烧，财物损失约1000万元。1927年11月，这里又受李老末匪帮蹂躏70多天，3000余人遭淫杀伤亡，4万余间房屋被焚毁，财产损失达2000万元左右。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蔡县共有2967个村庄遭到过土匪的抢劫，受灾户数29905户，伤亡12609人，被拉走35204人，焚毁房屋72354间，财产损失折合银。北洋政府时期，此类土匪抢劫乡民的事例不胜枚举。 　　绑票是该时期土匪维持生计的主要渠道之一。富人是土匪绑票的首要目标，但当富户为了免遭土匪的侵袭而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经被敲诈勒索得没什么油水的时候，那些穷凶极恶的匪徒也会把穷人列为绑架目标。“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则数百元。可是进入20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300元，400元，10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鸭子100个亦可赎票。”可见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无论贫富都要面临土匪的勒赎。 　　摊派勒捐是该时期土匪抢劫资财的又一种途径。许多土匪为抢劫资财，就以保护地方为名，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征粮派款。北洋政府时期，盘踞陇县吴山的王友邦匪部，“自枣林寨村庄被抢劫后，在东北部八渡以下之抢劫道路畅通无阻。因此，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在东北部八渡以下之梨林川一带征粮派款。征粮办法则按过去八渡区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日内即须交清。催收的人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 　　面临如此严重的匪患，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会派兵去剿匪。而剿匪计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官员和军队。 　　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一般官员以个人发财作为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他们与地方土匪达成协议，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得到分得一份利益的回报，这显然很有吸引力。”另外，如果上面派军队来地方剿匪的话，军队的费用都是由地方负担的，但地方对驻军却没有调动权和指挥权。在此种情况下，地方官一般不会对剿匪太积极，有时反借剿匪的名义勒索普通百姓。在湖南宁乡，“新任王知事莅宁后决意督队清乡，于各乡设一告匦，布告居民，凡各团匪徒及私通匪党暗藏枪物者，有人投票，一经按名拿获，即行就地正法云云。然自王令设匦告密，匪卒不可得，转以诬及良民。该令明知之，不为废止，无论何人，姓名入匦，立即逮捕，加以刑讯，非大洋数百，不予保释，乃知此种办法，该令意不在清匪，实藉为敲索之计耳。” 　　从军队的角度来看，“在近代中国，当兵很难说尽所谓国民义务，而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并不光彩、甚而至于一般人不到走投无路都不屑选择的职业。”既然大多数士兵加入军队是为了获得经济保障，他们所期望的是安稳的生活，军官们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所以，这样的军队只会尽量避免与土匪作战，而不可能主动冒着生命危险去剿灭土匪。不仅如此，有时军队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与土匪勾结。此外，军队有时也会对土匪进行招抚。这样一来，“军队与土匪的关系不但不是水火不相容，相反是‘共存共荣’。” 　　 　　二 　　 　　在政府和军队无法保护乡民生命财产的形势下，乡民只好自己想办法防匪。构筑围墙，建立碉楼是北洋政府时期乡民依靠建筑物和村落防匪的重要方式。对富有的乡民而言，他们可以构筑碉楼或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围墙来防匪，有些人家还自己花钱雇人护院。但对那些贫苦人家而言，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村庄的集体防御上。 　　在东北，一些小康人家往往用柳条子、木板障子来夹设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有的也设置地枪来自卫。对一些豪门大户来说，他们多用砖砌或土打造院落，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还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在中国的南部，尤其是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侨民较多，相对比较富裕，乡民一般通过建立碉楼来防匪。在开平市内，城镇农村，碉楼星罗棋布，举目皆是，多者一村十几座，少者一村二三座。民国11年(1922年)12月，众匪伙劫赤坎地区开平中学时，被鹰村碉楼探照灯照射，四处乡团及时截击，截回校长及学生17人。此事轰动全县，海外华侨闻讯也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