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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遗产保护 　　什么是遗产？ 　　 　　在自然演进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的积淀会通过某种方式留存下来，这些留存无论表现为古迹、古建、遗址遗迹，还是地质地貌、生态景观，无疑都是后人宝贵的财富。西方国家使用“遗产”的概念来表述这些连接历史和当代的纽带，一方面，遗产被用来描述人类行为所缔造的某种物质实体；另一方面，也用来表述这些物质实体所沿袭和承载的特定意义、价值和理念。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认识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媒介。它具有高度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自然力和人类活动容易破坏它。 　　我国并没有使用“遗产”概念的传统，而是习惯于用文物、风景名胜、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概念表达对这些珍贵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关注。遗产概念进入我国，是从1985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开始的。依据公约的规定，所谓“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主要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和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现在还有非物质形态遗产。然而这种语词概念的差异也恰恰反映出，相关的资源保护工作常常只注重对资源客观表现形式的维护或者维持，而忽略了对资源所承载和蕴含的内在文化精神价值的宣扬和传承。 　　 　　异乎寻常的“遗产情结” 　　 　　中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但原来并不重视遗产问题，还多有损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功利意识强化，发现遗产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各地政府官员对遗产异乎寻常地重视起来。 　　自200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WHC)开始实施《凯恩斯决定》后，各遗产大国纷纷调整思路，重新考虑世界遗产保护工作与本国国内的遗产保护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将本国相关法律保护的目标放在重点保护本国遗产名录上来，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逐渐采取了淡然的态度。与其他遗产大国的做法相反，我国申遗的热情却在2000年之后极度高涨，甚至有些国内的重要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为了申报世界遗产，不惜贷款申报，展开恶性竞争。同时国内理论界在研究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问题时，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之上，而忽视了我国境内其他弥足珍贵，却未获得世界遗产身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 　　在高涨的申遗热情同时，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则重视短期利用遗产的经济价值，发展旅游业。 　　 　　猫鼠游戏的背后 　　 　　在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遗产地居民与旅游公司、地方政府之间分歧严重，玩起了猫鼠游戏，这边要保护，那边就破坏。比如泰山，既是自然遗产又是文化遗产，城市绿化时领导喜欢栽大树，农民发现这是发财的道路，就把泰山上的大树给偷偷挖过来，卖给城市绿化部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的遗产管理机构和旅游公司在保护利用遗产时，当地居民却无法从中获益，甚至出现了要强行迁赶生活在遗产保护区居民的呼声，而这恰恰有违于遗产保护的精神，也侵犯了遗产地居民的人权和产权。这些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责任和权利的配合出了问题，相关利益主体之间没有形成共识。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一种能有效处理利益相关者权利、责任和相关制度建设及执行的制度。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有关文化与自然遗产所有权归属的直接规定，但是从我国相关法律如《宪法》、《物权法》、《文物保护法》等对于文物和相关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所有权归属。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我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所有权存在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种类型，其中国家所有是主要类型。从遗产的产权来看，中国和欧美国家总体状况是一样的，仅以我国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为例，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都有所表现。例如，广州开平碉楼，就有很多属于私人所有；组成丽江古城和西递宏村的许多私宅也属于私人所有。同时在很多遗产地，包括承德避暑山庄景区、布达拉宫、峨眉山和乐山景区都包含有大量的宗教财产，而这些宗教财产则属于宗教团体集体所有。 　　目前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用意义上的产权安排格局，基本上来自于《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颁布的《风景名胜区条例》的相关规定。虽然这两部法律法规所针对的仅仅是有限的部分文化与自然遗产种类，然而因为这两种遗产资源类型的代表性和统一立法的缺位，这两部法律对相关产权与制度安排所做的规定，即基本代表了法律法规对于遗产资源使用与管理问题规定。 　　不难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用与管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包揽一切权力和权利义务的“政府包揽模式”。然而，无论在现代化博物馆建设和景区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投入方面，还是在交通、食宿、信息宣传和游客组织等提供有效服务方面，我国原有的由国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