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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声音孤独博弈者 　　民间商会的勃兴曾被认为是向以权力分立为特征的公民社会转型的进步现象，商会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决定自己说什么、怎么说，但它是否能够促进良性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尚有待观察，因为让谁说的问题由不得它，博弈者不负责制造对手。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被媒体称为“温州最忙的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拨来自湖北仙桃的客人正在温州，苦等周德文组织―些温州企业家跟他们―道回去。 　　不仅我政府，还要找商会，这说明政府已经不是唯一可以组织经济资源的力量。为企业解决发展难题，商会的确更有规模效应。比如促进会将各大银行温州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全部聘请为副会长，共组贷审委，每年向会员企业发放两亿的贷款；促使政府出资推动建立贷款担保体系。促进会的崛起还有一层内涵，一地之发展，常常要走各种钢丝，仅仅由政府部门出面会有很高的道德风险，比如促进会就曾跟地下钱庄打交道，打政策的擦边球，为资金流暂时出现问题的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温州的企业有99.9％是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是3到4年，周德文打比方说，这些企业既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而是“野猫”。 　　1999年成立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如今会员企业已达1000多家，在规模和活跃程度上都堪称温州的“第一大商会”。截至今年4月，温州市共有商会400多个，其中市级商会131个。 　　 　　游说 　　 　　作为利益集团的一种，商会通过游说影响资源的分配是正常的，中外概莫如此，但方式却有明显的不同。政治生活中的游说，在英文中对应Lobby一词，Lobby原指英国议会大厦中的一个面积并不算大的大厅，在这里，个人或利益集团的代表约见议员当面交流，或者将书面意见留给工作人员转交给民意代表，通过将意见反映给议员来影响立法。 　　但在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中，游说的含义显然不同于Lobby。首先，行政机关在政策制定和落实执行中占据主动；其次，作为利益集团的商会的代言人本身就具有民意代表的身份，商会并非通过影响民意代表来影响决策，而是直接使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来争取利益。 　　 　　以周德文为例，作为民进温州市委的副主委，他先后担任了温州市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周德文向记者总结了为中小企业争取利益的三种方式：一、通过向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主管部门温州市经贸委的领导定期汇报工作(每年三到四次)，反映中小企业的呼声：二、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交涉，对此，政府部门按规定是必须接待并予以答复的；三、通过中小企业促进会的红头文件向温州的相关主管领导打报告，反映问题。 　　这些正规的渠道是温州商会发挥影响力的实质性方式吗?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诗宗说，在研究温州商会的过程中。他们从温州的人大和政协调阅了商会递交的提案，经过研究发现，这个渠道并不通畅，对很多提案和意见的反应和处理都是不及时的。在周德文称为“熟人社会”的温州，商会更多依靠的是人际关系和个人的影响力。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称温州社会为一张“不可触摸的网”。 　　温州商会一些活动常有突破常规之处。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即指出，“合成革商会会员单位的环境污染、家电协会会员单位出售劣质音响、眼镜商会会员单位未经认证擅用CE标志、家具商会会员单位违规运输、金属商会会员单位出售不合格钢材等事件经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查出并处以罚款，但后来经商会出面协调而轻罚或免予处罚。” 　　 　　立法中的商会作用 　　 　　本土的民间商会在立法过程中有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机会，周德文说，2000年左右，全国人大在起草《中小企业促进法》草案时曾到温州召开座谈会，他参会并发言。至于意见在立法中起到了多大作用，周德文并没有把握。 　　与之对比，外国商会通过游说等途径影响法律的起草，一些已经在中国国家级的立法过程中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美国商会(中美商会)在中国立法中发挥作用的成功案例，会长柏麦高认为首推《劳动合同法》。 　　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博弈过程中，有报道说，上海美国商会、欧盟商会等外国商会在给全国人大的建议中发出了撤资等威胁性暗示，要求改变对资方不利的条款。中美商会也难免面对这样的诘问，到底以什么姿态来参与中国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过程? 　　柏麦高强调，中美商会支持和欢迎《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他们坚持“建设性的介入”姿态，与中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展开互利的协作。他说，经过包括中美商会在内的各方介入，相比一稿、二稿。最后通过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更好的法律”。柏麦高当然是指针对美国投资者的利益而言。也有人认为该法在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方面相对于草案有退步。对此，柏麦高的看法是，在立法博弈中，“有人高兴，有人感到不高兴”是正常的。 　　从《劳动合同法》的一审―直到由全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