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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模式下中国法治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背后都存在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 　　 　　一、文化和文化模式 　　 　　现在讲文化的人很多，可文化的内涵及外延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文化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艺术产品，比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绘画作品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比如社会的主导型价值、社会文化心理、精神形态等等；第三个层次，是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模式。 　　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些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各种文化的总体特征。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我们研究文化不能停留在具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各种文化特质倾向于整合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采访了大量的日本人，写成此书。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在书中，作者提出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西方人的罪恶感文化模式，另一种是日本人的耻辱感文化模式。 　　西方的理性文化源自古希腊，后来在古罗马时代逐步基督教化。基督教讲求的是人的原罪，源自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影响，形成了人对自己的过错要进行理性反省和内心忏悔的文化心理。而日本人更多的不是考虑自己行为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注重面子，考虑是否丢脸的问题。日本人认为做了错事并不需要忏悔，但是让别人发现了则太丢脸了。 　　我可以举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罪感文化模式和耻感文化模式的差别。在对二战反思这个问题上，日本迟迟不肯悔过，而德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从政府要员到平民百姓不断反思和忏悔，这就是文化影响态度的例证。截然不同的态度，背后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说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我还要提到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一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西方(即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地)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但是雅斯贝尔斯强调，虽说人类几种主要文化精神都起源于“轴心时期”，但是，东西方的文化特征是不一样的，西方理性文化强调改变、超越和创新，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西方的理性文化强调平等自由的契约观，重视个体的发展，而中国强调经验，强调人情，注重整体而不太注重个人，强调等级而不太注重个人之间的平等。 　　 　　二、西方文化模式的演变分析 　　 　　西方的理性文化模式从一开始就以追求理性知识为宗旨。 　　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体现在一切社会领域之中。这一文化模式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工业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或依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现代政治运动、现代社会管理等社会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理性、契约和法治的运作机制，越来越成为展现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创造性的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_直到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使现代社会的生产、经营、市场交换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理性内涵和科学技术含量。现代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强调以不断更新的现代知识和信息作为行为决策的依据，强调行为目标的合理性和行为过程及行为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精确计算性。 　　在技术理性主义发展的鼎盘时期，人们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和崇拜。那时的人们相信，人不如乌会在天上飞，但是人能造飞机；人不如鱼会在水中游，但是人可以造轮船和舰艇。凭借理性和技术，人可以征服自然，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建造一个人类的乐园，消除一切疾病和贫困，人们也相信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但是，西方这种模式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禾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人的未来应该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机械工业化时代，刻板机械的工作和社会运行的高度规则化、机械化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