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抚平城市惊恐 和地震抢时间成都报纸.docVIP

媒体抚平城市惊恐 和地震抢时间成都报纸 　　 　　在灾难降临之后，最能稳定局面、安抚民心的东西，莫过于媒体的翔实报道。这次，成都的报纸成为了民众心中的安慰剂。 　　 　　5月12日下午2点20多分，曾颖正在上班路上的书店看书，突然房屋摇晃起来，书架上的书往下掉落。在那短短几分钟里，他有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每一幢建筑、每一根电线杆、每一棵树都显得可疑而危险。在安顿好自己的妻女之后，曾颖赶回了供职的成都晚报社。 　　成都报业的大厦已经关闭，楼内的所有办公人员都疏散到了街上。《成都晚报》的编委会成员在附近的露天停车场里围着一台收音机开始组织报道。报社包下了附近的一家网吧，记者编辑们在网吧里搜集资料、编写报道。与此同时，最早的一批报道人员，连摄影记者在内一共5名记者向灾区进发。 　　成都地区最早出街的报纸号外是当晚9点左右《成都商报》的号外，??接着《成都晚报》的号外也开始出街，报纸号外分发到惶恐不安的市民手中，暂时稳定了市民的情绪。而后来的几天里，《成都晚报》的第一批报道组5名成员在路上陆续失散，截至5月15日，前进到最中心的是一名女记者张欧，她跟随一支武警救援队到达了汶川县城，发回了报道。 　　 　　成都的新闻人没有逃避 　　 　　提到5月12日那天的情景，所有成都人都会说起通讯中断时的恐慌。一时之间，所有的手机都无法接通。媒体单位也是这样，总编找不到自己的主任，主任找不到自己的记者。但让成都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何冰感到骄傲的却是，他不用费劲去寻找自己的下属，所有的新闻人都自动归位，第一时间赶回自己的单位。 　　下午3点，成都当地最大的纸媒《成都商报》的编委们在报业大楼下面站着开了一个碰头会。《成都商报》编委郑晔回忆说：“当时地震后，我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应该出一张号外。而当时报业大楼是封闭的，我们就马上进行分工，让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给我们编辑出版。大概在6点钟左右，上海方面就把版面编辑好，用QQ传回成都。”晚7点，《成都商报》号外准备印刷，但版面上只有政府第一号公告。派驻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记者在第一时间得知“可以回家”的权威判断，但因通讯不畅，他只好一字一字抄下消息后赶回报社。报社决定重新调整版面，加入最新内容，《四川汶川发生7.8级地震，震中不在成都，请市民放心回家》做成了大字标题。晚9点开始，商报全体员工上阵，总共30万份的号外被分发到街头市民手中，惊魂未定的市民开始了解事件的真相。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几个小时内，而这几个小时，新闻人之间也无法联系，全凭着自己的职业素养而行动的几个小时。 　　各个媒体的第一批记者被派了出去，他们并无应对灾害的经验，很多记者没有任何装备，甚至没来得及携带水和食物就奔向了灾区。他们中很多都还是年轻人，在面对那么惨烈的场景、看到那么多遇难者遗体的时候，很多人都失声痛哭。 　　《成都晚报》的记者向勤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正因为这个时候交通通讯都不通畅，才需要我们把消息传给民众”。而《成都商报》记者肖刚进入灾区，有一个执勤的武警拦住了他，告诉他不要再进去了，那里面的路一直在塌方，而且是整面山整面山地塌，听说里面砸死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想，唉，冲吧，冲哪儿没路了为止吧”。 　　对于民众来说，地震是灭顶之灾和无时不在的恐惧；对于新闻人来说，在恐惧之外，还有着新闻责任和为民众传递信息的义务。何冰说：“成都的新闻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一个人逃避。” 　　 　　媒体也是应急系统 　　 　　何冰在评价这次成都媒体的表现时用了一个词“威力无穷”，他指的是成都传媒集团下属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集合在一起的报道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传媒集团是2007年年初才成立的，新生一年的传媒聚合体突然就遭遇了这次巨大的应急突发事件。何冰认为，“如果媒体是分散作战，在这场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它很难按平时那样的管理规律去运作。按照市委宣传部的安排，我们打破媒体之间的横向屏障，把媒体力量整合为10个报道小组，调动70辆采访车，260多名记者迅速奔赴一线，每个小组确立一个组长，组长具有最高权力，他指挥组内报纸、电视台、电台的所有成员按各自的生产规律集中采访，迅速传回新闻。这比传统层层批复的程序要快得多。” 　　据成都市委宣传部外宣办副处长高齐强介绍，12日当天下午，成都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就在成都市公安局内成立，指挥部下设的宣传组也同时成立，宣传组下设综合协调组、新闻报道组、媒体接待组、对外新闻策划组、网络宣传组。来自电视台、电台、报纸的记者们则混编成10个新闻报道组，包括了对省市应急指挥中心、公共服务、卫生救治、社会各界、都江堰、彭州等9个重点报道方面，还有一个设为机动组，随时应变。 　　在成都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里凝聚着像战时一样的气氛，大厅里工作人员紧张地工作，大厅里的喇叭不断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