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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救命,一道脆弱生死关 　　发病 　　 　　腊月二十八，是河南省项城市高寺过年前倒数第二个集市，余心放和几个兄弟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晃晃悠悠，这个20岁的年轻人愉快地哼着不知名的曲子，不忘和朋友打闹几下，在冬日灿烂的阳光中，他尤其显得生机蓬勃。 　　除了面色略为发黄，陌生人根本看不出他正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连他自己也常常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2006年5月，对于年轻的心放来说，是噩梦开始的日子。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很幸福。2006年春节刚过，心放就和姐姐奔赴西安了，他们在西安卖白吉馍，在他们的家乡，很多人靠卖白吉馍致富。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希望能多挣点给父母治病，把家里已经裂缝的老房子翻修了。 　　一切都在2006年5月2日改变。连续几天，心放看东西很吃力，老是睡不够，全身慢慢浮肿，最初，他和姐姐都以为是疲倦所致，“生意很忙，看病又要花钱，所以也不想去看病。” 　　然而，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于是心放去医院检查。诊断书上一个陌生的字眼“尿毒症”让他趔趄了，此前，他从来不知道“尿毒症”为何物，一定程度上，这种陌生让余心放的痛苦缓解了一些。 　　心放患病时，余洋生正在北京打工，妻子在京收破烂，虽然日子很难过，余洋生还是忍了下来，儿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两万元的彩礼加上翻修新房，至少需要8万元。 　　悲剧似乎一直在“眷顾”这家人。心放的父亲余洋生有几十年的哮喘病、肺心病和前列腺炎病史，不能干重活，他觉得享福就是能过一年不吃药的日子。心放的母亲则有严重的牛皮癣，这种遗传性的血液性疾病在后代中延续了，3个女儿和儿子出生就带有牛皮癣，这种非致命性疾病发作时让人痛苦难忍，全身瘙痒、溃烂。而大女儿几年前又患上癫痫病，花光了家里的数万元积蓄。心放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此时，濮阳市的另一个家庭也正被愁云笼罩着。2006年4月的一天，贾宪菊接到正上高二的小女儿张越的电话，电话中说：“妈，我全身浮肿，连走路都没力气，您来看看吧。”得知这一消息，贾宪菊突然想到了14年前被尿毒症夺走生命的丈夫。 　　“尿毒症三期”！医院的诊断书让贾宪菊的痛苦定格、延续。“尿毒症”，她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丈夫因此而丧命给她带来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消除，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个悲剧再次降临在17岁的女儿身上。 　　 　　求助 　　 　　在西安治疗了两个星期，心放共花费了近万元，赚的钱全部花完，能借的借遍之后，回到了项城。 　　余洋生夫妇也回到了家，他们发现家里被盗，电视、被褥被洗劫一空，但却已顾不上为此伤心。 　　邻居们给了他们很多资助，一家同样贫困的邻居过年时给他们送了12斤肉，“大过年的，总得见点荤腥。”这些并不富裕的邻居尽了力，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项城治疗时按照医生的要求，心放每月应该透析10次左右，滤血两次，再加上生血针、药费等等，每月的花销近万元。 　　为了减少透析次数，缩减开支，心放除了吃饭时候不得不吸收一些水分，其他时间从不喝水，嘴上的皮脱落了一层又一层。患病期间，他的牛皮癣发作，又不能吃药，只能在全身的瘙痒溃烂中干熬。 　　2006年7月份，心放的病加重了，从项城转院到郑州。无论怎样缩减，心放每月的开支仍然是8000元左右，家里能卖的东西基本卖光，屋子的裂缝越来越大了。商丘、漯河、西安、北京，余洋生开始走上了漫漫的借钱之路， 余洋生最初的求助对象是政府。2006年10月份，在欠债6万元，已无处借钱之后，他去市政府求助。接待他的市领导很同情，但表示爱莫能助。在余洋生跪地苦苦哀求之后，接待的市委领导给民政局写了封亲笔信，余洋生得到了200元钱的补助。余洋生更为看重的是行政村、高寺镇、市里开的证明信，他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当地政府给他开了证明信后，他就到北京去向更高一级寻求帮助。 　　这一切最终枉然。不过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到京城求助的时候，有人给他支了一招，说像他们这种情况，靠政府救济和街头求助根本无法筹来足够的钱，让他去找媒体。 　　11月份，心放的二姐在报纸上看到有家卖工艺品的商店曾经给绝症患者捐款，她找到了经理，经理开始答应考虑一下，后来心放的二姐被告知，老板不答应捐款，因为捐款金额过高，除非媒体能够对其的捐款行为进行报道，最终不了了之。 　　贾宪菊在女儿张越生病后，开始去山西打工，但打工挣来的钱远远无法支付高昂的治疗费。之前，贾宪菊是老家药厂的一名职工，白天上班，晚上到夜市摆地摊，依靠微薄的收入来供养两个女儿。张越生病后，刚考上大学的大女儿也辍学开始打工赚钱了。 　　2006年5月，贾宪菊听说了赵俊方。赵俊方，2005感动中原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也是濮阳市清丰县人，这位农民靠在窑场等地打工挣的血汗钱，7年来资助了19位贫困生，其中14人已考上清华、北大和人大等著名学府。 　　贾宪菊找到赵俊方说明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