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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舆论监督权平衡与保护 　　近几年来,中国媒体记者生存环境似乎日渐恶劣,先有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后来又有重庆记者因为网上的传言而被询问。近日,更是频频发生媒体报道遭干扰报复事件:从《财经》杂志编辑方玄昌遭砍杀,到《中国商报》记者吴铸城被掌掴;从江西景德镇邮局“封杀党报”(《江西日报》曝光景德镇邮局组织员工赴日旅游,邮局抽调该报相关版面不予投递),到霸王公司员工“围攻”《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从《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国有资产被侵吞而遭通缉,到《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爆料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消息遭不明人士重殴……它们扎堆出现,从具体情况看虽然不乏“事实的偶然性”,但从内在视角分析,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某种理念和制度的缺陷。 　　 　　不可或缺的监督权 　　 　　西方人曾将新闻媒体誉为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股力量”(the F0urth Estate),但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新闻媒体似乎有些“发育不良”,没有形成与其他势力集团平起平坐的力量,甚至常常成为权力嘲弄的对象。 　　时评作者陈庆贵指出,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生态恶化不容乐观。从记者采访需要相关部门批准的高门槛,到受到威胁殴打毁坏采访器材等恶性事件,再到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司法迫害等等,“防记者”行为可谓层层升级愈演愈烈。 　　这些荒唐事件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滥用公权力压制新闻监督,暴露的是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 　　 《经济观察报》评论员丁力,借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国家兴亡探源》一书论证公权力缺乏监督的危害:公司与权力机构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官商一体,他们共同组成了强大的分利集团。 　　这些集团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兴趣,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为了保障既得利益,保存既有的权、利分配格局,他们需要保持稳定。因此,真正危害现有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人,尽管他们赞美体制。批评者反而是制度的维护者,因为他们期待通过批评改善现有状况,使之维持下去。为了保持活力,一个国家必须具备自我更新、自我净化的能力,而媒体的有效监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从市场经济的???熟与发展方面论证了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曾提出过“柠檬理论”,他以二手车市场为例,所有人都说自己卖的是好车,但由于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买方为了把损失最小化,就尽可能压低价格,最后好车得到的价格与坏车得到的价格是一样的。长此以往,好车的所有者就不愿意卖,坏车充斥市场,慢慢地市场就会崩溃。可见,新闻媒体对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新闻媒体的作用就是,把信息的充分度、准确度尽量地提升到一个足够的水平,让市场参与者尽可能地有这个信息基础去区分好和坏,把市场从劣币驱赶良币变为良币驱赶劣币。 　　 　　“因言获罪”的阴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和传播系教授展江指出,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存在着大陆法国家历史上遗留的“因言获罪法”,具体指各种强行遏制《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条的总称。例如,现行《刑法》中既有针对自然人的诽谤罪、侮辱罪和诬陷罪罪名,也有针对公司法人的损害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罪,而由于这些罪由的法律存在,更由于普遍存在的权大于法、程序违法等现象,有势力的地方政商力量就有可能动员甚至驱使警方以涉嫌刑事诽谤等罪嫌通缉和缉拿新闻从业者。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侮辱和刑事诽谤通常是自诉案件。然而本条有一个“但书条款”:“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正因如此,一些官员本身并不出面,而改为退居幕后,先是动用其治下的公安机关抓人,然后由地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如2008年初辽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案、2009年山东曹县段磊刑事诽谤案。这些案件的法律根源,均源于“但书”被任意解释了。釜底抽薪之道是从法律上废除对官员和对所有人的侮辱诽谤罪,有民事性的名誉侵权法条即可。 　　媒体舆论监督合法性的来源,是受宪法保护的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护,司法机关的角色尤为重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认为,倘若立法机关制定了背离宪法的“恶法”,司法机关可以动用合宪性审查权;倘若行政机关无视法律,或者粗暴执法,司法机关可以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媒体自身一样,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机关尚在“襁褓之中”。一个没有牙齿的“婴儿”,怎能成为巨兽“利维坦”的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若想让新闻人不再担心“因言获罪”,至关重要的努力是集结各方力量,塑造一个独立秉公的司法体系。 　　 　　新闻传播法律不健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闻媒体也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另一方面,对于公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