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带薪下海突破底线淘金之路.docVIP

官员带薪下海突破底线淘金之路 　　2005年6月初，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政改风暴”，规定在3年的时间内，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都必须强制性脱岗“下海”一次，“下海”前两年，不仅编制不变、职务职级不变、工资待遇不变，并且不影响正常年度考核、评选先进、工资晋升和职称评聘。至今，该县已有2278名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官员职工获准离岗锻炼，占总人数的35%。 　　西平县的“新政”并不是“吃螃蟹”的举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第一轮官员“下海热”。早在1995年，贵州省罗甸县就作出“干部打工、借地育才”的决策，一批省直机关和乡镇公务员“提着乌纱帽”到沿海地区去打工。2001年，湖北咸安区推行“选派干部南下打工”制度，随后的几年里，一批批选派干部被强行推“下海”接受市场的“洗礼”。另外，吉林省榆树市、江苏省扬州市等地也出台了“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离岗创业”举措。2004年，辽宁和山西两省相继出台类似措施，新一轮官员“下海热”正在形成。 　　无论是“离岗创业”还是“带薪下海”，这些措施一出台就引起颇多争议，媒体上批评之声不断，不少人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就笔者个人而言，对当前基层政府的简政困局也感颇多无奈，因此对西平县的改革初衷似能理解，但对其令官员“带薪下海”的做法实难苟同。官员“带薪下海”不是应该慎行或缓行，而是应该立即终结或叫停！ 　　 　　“零风险”离岗有悖社会公平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存在，但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最大限度地使先天有利条件最少的那部分人（如非熟练工人）受益。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发自内心地认可并接受社会差别的存在。罗尔斯为社会设计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希望社会制度在理性支配下，使利益的分配能够尽量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以期让所有的社会成员达到平等的初始状态，从而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客观地讲，罗尔斯所描绘的社会理想状态的确带有现代乌托邦之嫌，但其“最少受惠者最多得益”的原则对公共政策制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官员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处于优势地位。官员“带薪下海”，如此优惠政策，对于那些没有处于官员之列的劳动者来说，恐怕是难以享受到的。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了，劳动力的流动已成为常态，流动必然伴生就业风险，风险要由劳动者自担，这是市场原则，官员也不能例外。为什么政府单要为其系上“安全带”、备上“救生圈”呢？政府让官员“零风险”离岗，会让那些不是官员的劳动者怎么看？ 　　当我们把看问题的视角扩展到全民的角度时，就是仅从最基本的公平观出发，人们对官员“带薪下海”也难以接受的。在当前下岗工人、择业农民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对各级政府部门来说，消除官员中存在的“地位特权”，让官员从“与众不同”走向“与众相同”，才是治标也治本的改革之道。 　　 　　“带病”的“带薪下海”决策 　　 　　英国学者霍格伍德和彼德斯在1985年出版的《公共政策的病理》一书中，他们运用了医学的比喻对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病理”分析（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原理：疾病的征象、特点、症状和影响），提出要通过多种方式，从不同角度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这一复杂现象，从而确定有效的“诊疗”方案。霍格伍德和彼德斯两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思路，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公共政策领域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医源性疾病是病理分析中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人们在求医治病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因素又得了新的疾病。从诊疗角度看，可能有多种因素导致医源性疾病，如医生缺少医德，医护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医院管理出现问题等多个环节。社会问题有时也会带有医源性疾病的特征，治疗某种社会疾病的“良药”，可能正是导致其他社会疾病的原因。 　　显然，官员“带薪下海”是一种“带病”的改革措施，可称为政策源问题（政策在力求解决某些问题的过程中导致其它新的问题产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有着明确的分工。简而言之，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天职”，政府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由此确定了官员和企业家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角色，各自具有不同的领域边界和游戏规则，二者不能混淆。 　　官员“带薪下海”虽说是在市场中学习游泳，却又带着一个政府的“尾巴”，难免有亦官亦商，政企不分之嫌。这势必会破坏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说得严重一点，有可能会变市场经济为“仕场经济”、“权力经济”。 　　 　　“消肿”政府机构的良方？ 　　 　　政策制定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为抉择，明确既定目标，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每一位业余围棋选手可能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布局阶段自己所选择的定式主要是为了获取外势，但进入中盘当双方棋子都纠缠在一起时，黑白厮杀中往往会一时兴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