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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难忘岁月 　　口述：梁鸿举 　　整理：张林成 　　1918年，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今双城市）西南裕街。1929年父母相继病故，从此我与哥哥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九一八事变后，驻防在辽宁北部与吉林境内的东北军部分军队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沿中长路陆续北撤。由于双城地处交通要道，在此流窜的散兵游勇众多，社会上到处兵荒马乱。1932年春天，日军越过松花江逐渐侵占北满。此时，驻防在哈尔滨的东北军22旅和部分小股抗日义勇军开赴到三岔河一线布防，与北进的日军展开了极其残酷的阻击战。 　　为声援和支持前线的抗战，各地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双城这时候也来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他们在游行中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坚决抗战”等口号。在双城火车站广场，我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声泪俱下地向过往行人控诉日军???暴行：“同胞们，我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到处奸淫烧杀，我们的大好河山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们的骨肉同胞被蹂躏在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我们的姐妹不再被奸淫，为了我们的骨肉同胞不再被屠杀，为了我们的财富不再被掠夺，为了我们的家园不再被侵占，我们一定要拿起武器，狠狠地打击那些日本强盗！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中华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在爱国学生的感召下，我开始认识、理解了祖国与民族的深刻内涵，也由此萌发了爱国思想。这年5月初，我和家乡的几百名爱国青年跟随一支支前担架队从双城步行120里来到三岔河，参加了东北军22旅。那时候我刚满14岁，还没有三八步枪高。在22旅招兵处，一位军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小年纪就知道爱国，好！有志气！” 　　入伍的新兵在三岔河城北进行了几天射击和投弹训练后，就与老兵混编在一起开赴前线参加了战斗。我被编制在22旅66团2营4连3排。第一次上战场，我一点恐惧感也没有，看见日本兵，举起三八步枪就要射击，身旁一位老兵阻止我说：“小兄弟，要节省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开枪。”那时候我们部队的重武器很少，火炮更缺乏，为了阻击日军坦克和装甲车的进攻，我们在阵地的前沿铺上裹着沥青的棉麻，用它缠住日军坦克与装甲车的履带，以便于我们攻击，这个办法效果很好。后期沥青和棉麻没有了，我们就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来炸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由于日军不断向北增兵，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残酷。22旅的官兵多数都是黑龙江人，守土有责，为了策应马占山将军在西线嫩江江桥组织的防御阻击战，我们打得非常顽强、艰苦，伤亡不断增加。在三岔河阻击战中，我第一次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保障部队的后勤供给，哈尔滨各界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组织的支前队伍及附近的老百姓都主动为部队运送弹药、给养并及时撤走伤员，否则22旅不可能在三岔河防线坚守近3个月之久。6月初，日军在西线突破了嫩江防线。此时，我们的弹药越来越缺乏，且孤军作战处境越来越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22旅杨旅长忍痛做出决定，命令部队北撤。在撤离阵地的时候，我所在三排的周排长“扑通”一声跪在了阵地的黑土地上放声大哭，他一边哭一边说：“东北的父老乡亲，我们没有为你们守住国土，我们有罪呀！”在场的官兵们都流下了滚滚热泪！ 　　1932年冬天，22旅边战边撤到了哈尔滨北面的绥化。这时，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领导的几路抗日义勇军在中东路的扎兰屯与日军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战，主力损失殆尽，余部从满洲里撤到了苏联境内。至此，东北各路义勇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的防御阻击战基本结束。 　　1933年初，22旅在绥化进行精简整编，全旅在建制上仅保留了两个小团，每个连的官兵都已不足百人了。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这些勇敢的官兵便一直与日寇周旋，可惜有消耗无补充，后援不继。“东北易帜”后，东北军在行政建制上已经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可蒋介石不但不准东北军抵抗，还停发了留守东北部队的军饷，致使部队的生存陷入了极大的困境。1933年春天，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部队不宜集中进行正规战和阵地战，为避开敌人的锋芒，22旅采取化整为零、统一协调、相机配合、以连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的作战方式。我所在的连队开往阿城、玉泉、苇河一带活动，此时全连的官兵只剩下了80多人。我们连长叫王乐升，山东青岛人，原是青岛纱厂的工人，1925年因为组织工人罢工，被北洋政府通缉，五卅惨案后流亡到哈尔滨参加了东北军。王连长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位旧式军队的军官有着很强烈的爱国意识，作战非常勇敢。副连长姓张，是黑龙江北安人，也是一位积极抗战的爱国军人。1933年，北满较大的乡村地区基本还在抗日义勇军的控制之下，这种敌我形势为部队的游击活动提供了回旋余地。虽然一个连的战斗力有些单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