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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通向个人自由之路 　　市场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明。有关市场与政府该如何分工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危机使自由市场经济面临更多质疑,弊端在危机中放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而从更深层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考量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从而清晰地看到整个“森林”呢? 　　 　　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以后,国内外都在对市场经济、对商业或者说对商业文明,进行一些反思。这些反思本身很健康,有不同的反思,就给我们新机会去重新认识人类,认识不同社会安排的优劣,进行价值判断,也给我们以机会再次审视中国以及其他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大家对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主张,好像更多持否定看法。 　　比如,关于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在20世纪30年代有个两大阵营的讨论,那时期自由市场国家处于高度经济危机中,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所以,讨论来讨论去,不管哪种安排在逻辑上更符合人性、在激励上更与人性自洽,那种实际业绩上的差异――尽管事后看是基于太短时间的业绩比较――让当时的世界普遍认为基于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苏联模式更优,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于是,在那种基于一时冲动性的结论之下,二战之后,从东欧到亚洲、非洲、拉美,甚至西欧、北美,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或者说政府管制经济、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的模式。 　　到1970年前后,世界各国都有国有企业,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各国的国有企业都全面亏损,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亏损,逼着人们反思政府经营经济、管制经济的模式。那些亏损和反思为后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私有化、重新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这就有了1978年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0年后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后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私有化等等,对二战之后的国有化和经济行政化进行逆转。当然,这次危机冲击后,人们又看到了中国与私有市场经济的差别表现,所以,人们就问:是不是又要对过去30年的经济“去行政化”、对“市场化”改革进行逆转,要“再行政化”、“再国有化”????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避免重犯二战结束后所犯的判断错误,不要又因为一时一刻的短期经历得出一般性结论。 　　不过,今天我还是希望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市场经济、商业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那就是,市场的发展是如何把“人”从传统的“工具”约束、从“不自由”中解放出来的? 　　 　　婚姻与家的经济和非经济功能 　　在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由政府权力全面管制经济毕竟历史很短,是近现代的事情,至少不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也就是,从更长人类历史看,市场化发展、商业文明首先是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制约个人自由、压制人性的传统社会体系而言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政府权力、在现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之前,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是由既非行政权力又非市场的社团组织来完成的,包括家、家族、宗族、教会、寺庙、社邑、社团等等。商业发展使市场成熟之后,市场不仅取代了传统社团体系,更好地实现了人际间的利益交换,而且同时把人给解放出来。换言之,我们应该从更深层人类文明进程角度来思考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才能看到森林,而不受限于眼前的树木。 　　那么,商业化、市场化发展对上述“家”的功能带来了什么变化?“家”在如何转型?这些转型在解放个人还是在进一步限制个人权利? 　　首先,我想强调,在过去30年,商业文明在中国慢慢地兴起,“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被解体。背后的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个是公司化发展。 　　当然,有人会说,即使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他们也可以开杂货店、开“夫妻店”餐馆,夫妻不是照样能在一起工作、生活吗?只是现在的商业领域越来越公司化,连锁店公司化,像国美、家乐福、沃尔玛等公司已经把许多传统杂货店挤垮,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星巴克等连锁餐饮公司把许多“夫妻店”的空间挤掉,于是,越来越多的夫妻只能加入工薪队伍。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把“生产”从“家”的功能中剥离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离开“家”,由市场胜任。 　　但是,这样一来,对“家”有什么影响?至少,夫妻间花在一起的时间,还有父母跟子女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我们做一简单研究,对比1000年以前,200年以前,50年以前和现在一般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量,看这个指标在怎样变化。原来没有工业化时,家作为生产单位,夫妻每天也许有20到22个小时在一起。当然,那样可能彼此烦的机会很多,但换个角度,夫妻和家的感觉和关系近的程度也会很高。总在一起,不彼此了解也很难。 　　而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之后,我们会发现,夫妻每年花在一起的小时数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