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参与G7G8历程、模式及影响.docVIP

市民社会参与G7G8历程、模式及影响 　　摘要冷战之后，市民社会与G7/G8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考察市民社会参与G7/G8的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可以发现：一方面，G7/G8极力维持、延续其全球治理中集体单边霸权角色的情结没有从根本上消解；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在参与峰会中角色地位的加强，推动了G7/G8角色、地位的转型。 　　关键词市民社会 G7/G8 关系演变 参与模式 影响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5-4812（2008）04-0032-38 　　 　　G7（G8）创立初期的主旨是协调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但随着美苏新一轮冷战的出现，其主要功能转为统一西方内部立场以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市民社会在G7/G8中作用的不断加强， G7/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演变和交往模式的多样化对双方以及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影响。 　　 　　一、G7/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一个有着共同观念或者某个特殊目标的松散团体。[1]在其成员中，许多团体有着不同的主张和利益。与正式国际组织相比，G8及其前身G7是一个非正式、松散的组织机构。它并不是建立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之上，也没有秘书处。因此市民社会与G7/G8之间的关系自然也是非正式的，不像那些较早建立、有着清晰定义的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等正式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与G7/G8体系及成员国政府间的互动结构及活动不同于国家与国家间的模式。 　　最早研究G7/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彼得.哈吉奈尔（Peter Hajnal）教授。[2] 他把G7/G8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划分为最初的互不关联、相互关系不清、关系明确、良好协调四个阶段。按照哈吉奈尔教授的划分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关系具体分为：第一阶段，1975年至1980年，对话的萌芽阶段。在此阶段，G7与市民社会之间有着有限往来。早在1978年，一些学术市民社会组织就参与了峰会讨论。第二阶段，1981年至1994年，市民社会通过游说和抗议，逐渐得到G7承认的时期。这一阶段，市民社会认识到G7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机构，其议程已经从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扩大到诸多全球性问题，因此把G7作为游说和抗议的合理目标。第三阶段，1995年至1997年，G7明确正式地承认了市民社会。1995年，G7哈里法克斯峰会宣言中正式承认了市民社会的角色。[3] 在本次峰会的官方文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中首次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此后峰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也相继使用了市民社会的概念。在部长级会议和G7/G8体系其它层次的会议中也承认了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第四阶段，1998年至2004年，G8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快速演化时期，期间虽有摩擦，但基本协调良好。在这一阶段，市民社会的影响更大、活动更为频繁。1998年伯明翰峰会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水岭。由于市民社会组织的和平示威请愿，促使G8首次在一份单独的峰会文件中对请愿做出了回应。[4] 2001年热那亚峰会，是G8与市民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5] 本次峰会以大规模抗议和暴力活动为特征。峰会主办者的过度政策反应导致出现伤亡情况。“9.11”事件后，如何处理市民社会参与峰会活动的各种问题凸现出来，市民社会活动也相对陷入低谷。2004年海岛城峰会上，G8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得到部分改善。 　　2005年以来，市民社会与G8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五阶段。在此阶段，市民社会不再仅是体制外角色，而成为新体制内的重要成员，创立了新的制度化磋商机制。2005年G8峰会上，英国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出现重大改变，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G8讨论。[6] 2006年俄罗斯主办G8峰会时创立了市民社会磋商机制的形式――市民G8论坛。俄罗斯把市民社会各种团体整合成为市民G8论坛，以便市民社会向G8表达他们的立场与政策建议，其目标是使G8议程更加连贯、一致、透明。[7] 峰会之前与市民社会代表的大规模磋商已经成为G8议程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惯例。2007年峰会也继承了以前的惯例，默克尔说“和平的抗议者有权利关注，我们希望听听他们的看法”。[8] 为了与德国非政府组织环境与发展的论坛进行合作，德国政府在2007年4月与市民G8进行了对话。对话关注的焦点是峰会议题的选择。对话结束时，市民社会代表向G8领导人私人代表陈述了他们的观点。[9] 　　市民社会与G7/G8关系的演化，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在市民社会与G7/G8关系的演化过程中，由最初的单向度发展到最终的双向交流，在此转变过程中对双方都造成了影响。对G7/G8来说，一方面是峰会的身份定位逐渐发生转变，进而导致其核心价值相应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