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闭空间人性热度 她为什么要在地铁里自杀.docVIP

幽闭空间人性热度 她为什么要在地铁里自杀 　　2008年2月17日晚21时37分，广州地铁一号线烈士陵园站内，列车正缓缓驶向站台，一位候车的青年女子突然越过黄色安全线并跳下轨道，列车刹车不及，女子当场死亡。对运营了11年的广州地铁来说，这样的自杀身亡事件(下简称“2?17”事件)还是第一次公开――而对广州地铁的管理部门来说，“2?17”事件这样的死亡不能算是意外，只能算是“例外”。 　　 　　广州地铁的一次例外 　　 　　北京地铁投入运营最早是1971年，上海地铁是1995年，广州地铁是1997年。纵向来看，广州地铁很年轻。年轻有年轻的资本，那就是可以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以前广州地铁虽然经常有人跳轨自杀，但是就成功率来说是相当低的，把北京、上海的自杀成功率远远甩在了身后。 　　广州地铁方面曾经做过突发性的出警测评，在数次测评中，地铁民警紧急救援的最快出警速度是1分39秒，最慢是4分01秒。在“2?17”事件中，从事发到列车恢复正常运行，紧急处理只花了短短的23分钟，相比其他城市地铁一般半个小时以上的处理速度，快了7分钟以上。这7分钟的影响有多大?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战明辉算了一笔账：2002年有一位女乘客在北京地铁站内坠轨，北京地铁为此停运半小时，以至于当天列车间隔都不正常，其中晚点19列，取消9列，近60多万人受到影响。那么按这个比例来算，7分钟能够直接影响到14万人。 　　广州地铁的措施做得让人无可厚非，先进的设施和不断增派的地铁工作人员是个证明。而对广州地铁的表率，上海地铁颇有些不如，早些年流传在网络上的一幅上海自杀地图便是一个佐证：该地图上标有14个关于在上海如何寻死的方法以及途径，其中一条赫然写着“常熟路地铁站有轨可卧”，间接地指出上海地铁站内防自杀措施的不完善。 　　其实早在2002年，《新闻晨报》为了侧而反映上海地铁的管理不当，就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广州地铁多种措施防止意外，6年来无自杀他杀案件》的文章。该文章对广州地铁大肆吹捧，一会儿“时间提醒”，一会儿“建筑靓丽”，内容极尽褒扬，大有暗讽上海地铁自杀身亡者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据相关资料显示，1995年7月至2004年2月期间，上海轨道交通共发生了65起自杀性事件，其中有17人被救起，48人自杀身亡，期间大部分的事故发生在2000年以后。各方压力之下的上海地铁，终于在2002年年底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上海第一扇地铁屏蔽门在2003年出现。不过倒霉的上海地铁到最后却反为屏蔽门吃了官司，原因是2007年7月有一名男子强行上车，被屏蔽门夹住后卷入轨道身亡。 　　 　　反应最慢的北京地铁，提了又提的屏蔽门直到2006年才开始沿线加装。从1971年1月15口北京地铁投入运营以来，北京几乎没有采取过类似新增硬件设施来防止坠轨事件的措施。35年间不断坠轨自杀的人数已经能凑够一节车厢，高峰期的时候一周之内能连续死亡两人，2004年，北京地铁站甚至一度打出“反恐防爆防跳轨自杀”的口号来强调问题的重要性，可见北京地铁对于自杀事件早已是焦头烂额。相较上海、广州而言，北京的地铁站内不像前者一样有着琳琅满目的小商店，连卖报纸的大妈都只能在地铁口吆喝。北京的地铁更多只承担着交通工具的单一功能，这无疑让人觉得这样的配套设施很不人性化，每个乘客都会根据环境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只是城市里的一个过客，这样的尴尬呈现着一群人与一座城市关联的微缩景观。 　　但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来说，地铁自杀事件的出现只有概率问题而没有数量问题。广州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它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地铁屏蔽门防止坠轨事件发生的城市。但装上屏蔽门，也不代表能把问题解决。心理学家李子勋对此的评论是：即使所有的地铁都安装上屏蔽门，自杀者也会选择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适得其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地铁的健康指标 　　 　　当大多数民众和专家把矛头直指向屏蔽门这样设施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关注地铁环境是否健康这样的软性指标。硬件上的达标不代表软件上的合格，李子勋队为，地铁本身狭窄封闭，光源不足却又嘈杂拥挤，这样的环境会让本身有抑郁情绪的人变得更加的心情不悦甚至难受。 　　“环境的舒适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使有自杀倾向的人心理放松，减缓个体的紧张焦虑感，从而动摇个体的自杀决心。”李子勋说。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中国地铁的糟糕环境有可能让在地铁内做出过激的行为。 　　在轻生者看来，地铁自杀似乎已经默认成了一种可以轻松办到的常规自杀方式。这样的方式比上吊快捷，比投河干脆，并且还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对于目睹死亡竹站台乘客，众目暌睽之下将自己的死亡暴露在公众视野内的举动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厌恶与反感。这种震撼的痛苦经验以直观的形式传染开以后，很容易引起公鸣者的效仿，引发维特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