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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明清转变期青花瓷器艺术成就的原因 　　明末清初〔明万历三十六年( 1608) 至康熙二十年( 1681) 〕被称为中国瓷器艺术发展的转变期，其时民窑青花瓷异军突起，其胎质细腻精良，施釉紧薄莹亮，色调青翠淡雅、层次丰富，绘画风格新颖多样，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令人叹为观止。以往学界对转变期青花瓷的研究，更偏向于辨析风格技巧，考证真伪以及收藏价值，往往忽视运用多种学科复原其原本的历史环境，揭示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本文拟从经济发展，思想观念解放，制作技术的创新等方面，综合审视转变期青花瓷器艺术成就的原因。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青花瓷艺术繁荣的基础和前提 　　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极其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是内外销瓷器的主要供应地。隆庆以来海禁开放，民窑受到巨大的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的刺激，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万历36年御窑厂停烧以后，对外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民窑成为瓷器外贸的主力军，景德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制瓷中心。万历时，“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产自景德镇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成书于崇祯十年( 1637) 年的《天工开物》载，是时”中国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外销瓷的发展是转变期青花瓷艺术成就的第一个经济驱动力。1600年和16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与日俱增。据 T·佛兰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间就从中国运出瓷器达1600万件，每年平均20万件之巨。外销瓷中许多属于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上品细料器”，它满足西方上流社会的需求，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商人按西方国家的族徽、文字、罗盘、经书以及人物或风景画绘制的图样交由中国生产商定制的，中国瓷匠把中西方绘画和工艺的特色以及审美观念融为一体，创造了许多包容中西文化新奇风格的精品，既受到西方贵族的青睐，也受到中国王公贵族的欢迎，因此外销瓷的生产给转变期青花瓷的创新注入了活水源头。 　　促进转变期青花瓷艺术成就的另一个经济驱动力是内销的发展。首先是转变期国内人口的增长直接拉动了内销瓷数量的增加。何炳隶先生认为明代人口高峰在1600年左右，达1． 5亿。曹树基先生认为明代人口高峰为崇祯三年( 1630) ，达19250万，尽管二人在具体的研究数据上不一样，但是大的观点基本相同: 即十七世纪初，明朝达到了人口的高峰。人口的显着增加带来了瓷器消费的需求，促进了生产的兴盛。其次是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直接推动了青花瓷工艺质量的提高。明末清初，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文人雅士竞相购买青花瓷精品，以至于往往“每一名品出，四方竟相购之”。他们还时常根据自己的需要重价向民窑订烧精美瓷器，这已然成风。在英国牛津阿西摩连博物馆所藏简觚上书有宋人杜耒的诗: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并落有年款“乙卯仲春月写”。倪亦斌先生认为: “该画工极为精美，人物毫发毕现，礼貌可掬，题词以明月寒梅之意标榜主人与其知音的孤高品格，为名士定制无疑。” 　　同时，王公贵族也青睐中西文化兼备的青花瓷外销精品。明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的青花开光菱口大盘以及桂林靖江藩王墓葬群中出土的梅瓶，“均是主要用于出口的外销瓷而为国内王室贵胄所喜爱的”例证。 　　当时，收藏和追求民窑生产的堪与御用龙凤瓷比美的“上品细料器”成为身份的象征，这无疑是推动民窑提高工艺质量的强大动力。 　　二、思想观念挣脱了文化专制的束缚，青花瓷艺术获得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明代至少从洪熙元年始建立了御窑制度，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发了加强皇权的各项法令，其中就包括对瓷器生产的管制，提出了供用器皿的概念，“由中央派出工部官员莅厂管事，成为中央强化对供用瓷器生产管理的手段”，并明确提出御用瓷必须根据朝廷颁发的制瓷官样进行生产，不可逾越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瓷绘艺人是很难发挥他们的艺术创造性的，大家都处在严谨的临摹状态，亦步亦趋。 　　明代正德之前，不仅御用瓷必须严格按照宫廷提供的样稿制作，而且对臣民用器的规格、纹饰、数量等亦有明确规定，这种规定是神圣的，如果违反了必受惩罚，甚至遭到杀身之祸。明正统时期，朝廷明令禁止民间仿官用纹样制造瓷器。“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 　　到了晚明，明代的文化专制被打破，青花艺术的发展迎来了春天，这种机遇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御窑的辍烧。晚明政治动荡，财政窘迫，使得明政府无力支撑御窑厂的生产，万历三十六年御窑厂停止了大规模烧造。御窑的衰落和辍烧，使大批技艺精湛的艺人流向民窑，以前对御窑和民窑控制极其严格的规定和禁忌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从御窑解放出来的怀技艺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