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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 袁一堂 　　北宋是一个市籴（广义上的和籴）十分兴盛的时代，政府在每年收籴粮草的同时，也将大量货币及其他轻货投放到民间市场。因此，市籴制度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对宋代财政与民间货币流通产生过重要影响。 　　宋代市籴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比较薄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所撰《宋代市籴制度的沿革》，及8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朱家源、王曾瑜二先生《宋朝的和籴粮草》，但均未涉及平籴与民间货币流通问题。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一、宋代盛行市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原因 　　（一）历代学者论及宋代的“贫弱”，首先谈到的是“冗兵”问题。宋“国依兵而立”，也因此成为“国”的沉重负担。但是，笔者以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而在于募兵制度。 　　首先，募兵制是一种养兵费用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提供的兵制，其军费增减与军队数量变化成正比关系。 　　隋唐府兵制时期，军费在国家预算开支中是不列入的。唐府兵器械、口粮“皆自备”，“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所以，军队数量与国家财政之间无直接联系，不会直接影响国家财政的年度开支计划。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军队数额“凡一百一十三万二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唐前期，军队数量亦在60万人以上。但也未像宋代那样大规模实行和籴。和籴制度是适应募兵制而形成的制度。《新唐书》卷二三《食货志》三：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此段史料，《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注明时间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九月。而这一年恰又是确立募兵制的时间： 　　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已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地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以是年为标志，完成了由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的所谓“永无征发之役”的兵制变革。于是，唐代的和籴也随之而实行。但是，由于生产的增长和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全国和籴数额只有113.9万石，占天下诸色米9600.6万石的1%。投放的货币量“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这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 　　其次，募兵制不同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易于招募，而难于罢遣，尤其难于大规模裁减。 　　研读宋史，大都有一印象，即宋人论“三冗”，往往说多做少，庆历新政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主要原因除了政府把养兵作为消除“内忧”的重要措施外，还因为募兵制难于大规模裁减兵员，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这两个原因其实又是一个问题。府兵制条件下的军卒，“平日皆安居田亩”，难于征发，却易于罢遣。“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而募兵制度恰相反。宋代不抑兼并，从军者或是失地，或因荒歉，或无家无业，或本身即亡命无赖之徒，以从军作为终身谋生手段。因此，易于招募，难于罢遣。《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记述唐代张说募兵的情况：“初，诸卫府兵……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宋代募兵也并不困难，庆历八年（1048年），河东、京东、京西大水，人相食，富弼在青州赈荒有方，“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人”。宋代的募兵制度，除了戍守边防外，又赋于其收容社会闲散、流民，消除不安定因素的职能，一旦大规模裁军，必然触及这一根本问题。如皇祐年间的裁军： 　　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众纷然陈其不可，缘边诸将争之忧力。且言兵皆习弓刀，不乐归农，一旦失衣粮，必散之闾阎，相聚为盗贼。上亦疑焉。(11) 　　宋代的裁军，大多是这种结果。其间，虽然也做过少量裁减，但自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兵员达到91.2万后，历朝兵员人数都在百万以上，即是在宋与辽、夏和议后的和平时期，数目也变动不大。 　　宋代的军队不能实行大规模裁减，恐是造成大量和籴不止的最直接原因。 　　再次，募兵制使宋代军队的屯田及营田活动不偿所费，劳而无功。 　　军队屯田自助，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假兵为农、亦兵亦农，以收获供军，借以减轻财政负担和转输困难的传统做法，尤其适合戍边的军队。汉代屯田制度的创立者赵充国，为屯田总结了“十二利”，称其为“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良法。唐代实行募兵制以后，国家财政市籴、转输粮草的费用进一步加大，军队开展了屯田自助活动。唐元和中，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募民开营田，“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河西节度使毕諴开营田“岁收三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