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到文学——《圣经》汉译的研究（可编辑）.doc

从宗教到文学——《圣经》汉译的研究 有高,到了学生那里,汇成一个高屋建领的翻译研究系统。崔永禄教授帮助我对“《圣经》汉译 研究”沦题的可行性做了详细分析,并对搜集材料的艰巨和确立论点的风险做了初步预测。 在搜集和查读研究材料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圣经》文学研究在大陆刚刚起步,《圣经》 汉译研究儿乎还是学术空白。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因素,研究材料奇缺是阻滞《圣经》汉译研究 的重大碍。另外,由于翻译研究学者不具备宗教研究、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的综合实力,因而 对《圣经》汉译研究心存疑虑,望而却步。要想展开系统的研究,就必须以翻译研究为支点,跨 越宗教 文化和文学研究等学科,走跨学科的研究之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深入阅读中外翻译 研究 作和文章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涉猎宗教文化、文化交流、文学评论方面的书籍和文献。 一年多的资料搜集和文献阅读,花去的是时间、精力和财力,得到的收获也日渐丰厚。为了 拥有一部‘钦定修订本”英文圣经,我不惜花 多美元从美国购买。在搜集研究资料过程中,我 与美国 加拿大、德国、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建立了联系,他们都给我热情的帮助。我两次赴香港 参加学木会议,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借机向专家学者请教,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搜集有关研究资 料。某些对我的研究极为重要的图书资料,国家图书馆有藏书却不允许复印,我在香港参加“第 一届中 译学新芽研讨会’,期间,不惜代价复印了 本珍贵图书,井购买了“译经丛书” 本和《圣 经》新译木。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图书馆门庭,我第一次看到了拓印放大的《大秦景教流 行中国碑颂》全文,使我大开眼界,更坚定了我做好《圣经》汉译研究课题的决心。在上海参加 学术研,会之际,我两次打的前往上海图书馆,查找到我寻觅已久的两份珍贵资料 我从《文史 论丛》第 辑上查到了严复用文言文翻译的《马可福音》 章。这段不到 字的圣经片断 译文本是大英博物馆的特藏,在国内至今还未发现,对《圣经》汉译研究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 资料。我从《圣咏译义初稿》一书扉页上找到蒋介石给译者吴经熊博十的亲笔信引印件。这份手 迹资料是研究意识形态与《圣经》汉译密切关系的铁证。我从图书馆、书店、学术期刊和互联网 搜集、阅读和涉猎的各种相关资料达到 余种,涉及《圣经》评断学、宗教研究、历史研究、 文化研究、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翻译研究等 个学科。仅我搜集到和涉猎过的中文《圣经》版 本近 种,英文《圣经》版本超过 种。整部中文、英文《圣经》,我都阅读过多次。对个别重 要章节,阅读次数不下 次。在对纷杂的研究资料进行了反复阅读和认真筛选后,我设计出一些 研究上的假设,再经过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整合出有效的章节题目和应有的、必然的结论,一 篇博士论文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是否在国内学术届具有创新点,我先后向“中国第二届博士生论坛” 年 月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初探 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 年香港中文大学、 “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 年 月清华大学 投稿,论文“论严复的圣经片断翻译”、“圣 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圣经诗歌翻译的文学化”被分别录用。我在这些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上 宣读了这些论文,引起良好反响,得到了杨自检教授、朱志瑜教授、杨晓荣教授等师长的鼓励。 我也借机向专家、教授们请教,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出认真思考。师长和同仁对我的研究给予肯 定,我对自己的研究也增添了必胜的信心。我在写作博士论文第一章期间,再次认真阅读 年 出版的《荃督教与文学》,结果发现作者朱维之生前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乃是中国大陆圣经 汉译研究的奠基人。我把这一发现写成小论文,投寄给《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居然被采用了。写 作伊始就有这样的收获,我对博士论文的写作更有信心了。 在研究的设计上,我深受几位学者观点的启发。朱志瑜深感于中国翻译研究在“特色”上的 苍白,他在指出佛经翻译研究不足的同时,认识到 来华 基督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研究也不多见,已发表的成果大都是来自教会或宗教学家,“真正由翻译学者发表的论文很少。”〔朱志瑜, 他建议翻译学者与宗教专家携手合作,采用新的方法对《蛋经》翻译进行研究。应该承认,由 大陆的学术指导思想狭隘,再加上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圣经》汉译研究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翻译 研究的边缘地位。本人近年来一直研习翻译理论,对中英文《圣经》也十分熟悉,也掌握了一些 宗教学、教会史、基督教神学方而的知识 本人自知学力浅薄,但是毅然选择 》汉译研究 目的就是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有志于完成一项能够填补国内学术空白的重大研究。 李运兴 说,中国的译学研究应该放在世界译学研究的大背景上进行,要积极参与世 界翻译研究的主流,在参与和交流中显示我国研究人员的智慧和能力。本人以为,要想参与世界 翻译研究界的对话,就必须寻找一个关键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