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17年间文学作品中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docVIP

建国17年间文学作品中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由于受到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影响,文学书写与当时的政治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来看,绝大多数作品都以说明革命战争的必要性为目的,基本不反映人性的多层次需求,在文学风格上非常单一.特别是到 1953 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将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于是战争题材的创作也相应的必须注重塑造革命英雄的形象. 　　这个时期文艺理论界提出在塑造英雄时要”集中了人民的好的品质加以发扬,结合着人民的理想,树立人民前进的榜样”,在创作方法上”要大大发扬革命浪漫主义; 不仅只是去写进步的积极的新人,而是要创造和雕塑新人的英雄形象.不单是写出人是哪个样子,更重要的,描绘人可能以及应该发展的样子! “[1] 　　既然塑造英雄要”歌颂光明”并”给予全体人员以方向”,既然可以为此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创造英雄,那么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塑造实际上也就摆脱了现实生活的束缚,而直接成为某种革命理念的形象化阐释,有时”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英雄性格,需要艺术的集中、夸张和把英雄人物理想化.”[2] 　　在这一准则的规范下,建国后文学作品中虽然”新的英雄人物性格各异,但共同地都具有远大的革命的理想,乐观主义的精神,艰苦奋斗的毅力,英雄主义的气概和大公无私的品德.”[2] 　　这样的文艺主张给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带来的难度在于,作家要能够完全以冰冷的政治眼光来看待战争,去除自己面对战争的残酷而生发的各种感伤性情感.感伤的战争叙事是与当时的政治要求格格不入的.尽管如此,面对战争呈现出的残酷面,仍有作家不能够做到完全政治化地处理自己的情感,他们写出了一些感伤的革命英雄叙事. 　　一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斗”》写于1953 年11 月.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写到了年轻战士王应洪和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悲剧性的爱情.在处理个人情感和部队纪律的矛盾冲突时,作者基本上止于对爱国主义、军人职责的强调,并未深入探讨个体情感和集体利益冲突时的复杂性.文本特别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对王应洪和金圣姬交往中的微妙心理进行描写时不仅仅注重他身上革命性的一面,也极欣赏他作为一名大男孩面对异性爱情的慌张、甜蜜感情的涌现.小说写出了王应洪内心的复杂,那就是: 作为一名服役军人,他觉得姑娘的求爱给他带来了烦恼,但年轻人特有的对感情的需求又使他内心深处有点喜欢姑娘的行为. 　　赋予革命军人以人情味,甚至于写由此而生的一些弱点,使小说生动了起来.小说中的班长王顺,他作为王应洪的直接领导者、军队纪律的维护者,当他面对金圣姬和王应洪微妙的情感关系时,他并未能做到铁面无私,而竟流露出了同情,并想起了他自己的家庭,”使他感到模模糊糊的苦恼”.一种因战争产生的爱而不能的感伤情绪弥漫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然而正是这种感伤的情绪使得文本被指责为”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指出,”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持,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军队的每一个成员的理想和幸福对立起来的描写,是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不能激发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照亮王应洪和他的战友,以及青年读者们的前进道路的.”[3] 　　作者另一篇反映部队生活的小说《战士的心》也被批判为”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的作品.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在完成一个战斗任务或精神紧张时都会沉浸在自我的思想活动中.士兵张福林在冲锋的时候,想到”如果他牺牲了,他的年轻的妻子当然要痛苦起来”想到”谁来帮助她收割呢?”,”在间不容发的瞬间里……生活里的最好的东西就来到了自己的心里……心中,闪耀着他的健壮、快乐的妻子的亲爱的脸”.作者在小说中写到了战场上士兵的”私心杂念”,这在”十七年文学”作品中是极少见的,它不仅写出了士兵作为普通人在生死关头对生的留恋,也写出了战争之于每一个个体、家庭的残酷性,表达了作者对人的生命的珍惜和关怀.但显然这一情节的设置冒犯了当时文艺界对英雄的一些硬性规定: “兵士张福林在向敌人攻击的时候想到牺牲后妻子怎么办,谁帮助她收割.作者对个人幸福憧憬的描写已经发展成为动摇了.作者大概不知道在战斗中产生了这种想法,是要发生犯罪行为的.新入伍的兵士们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战前战后可能产生恐惧心理,但是在千钧一发的把全副心灵和意志力量都投入到战斗当中的时候,这样具体地想到死、老婆怎么办,他是会举不起自己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