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中体现的晚明散文风格.docVIP

《本草纲目》中体现的晚明散文风格 　　中国古代科学家多擅文辞（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大都为传统士大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汉有张衡，宋有沈括，至明则有李时珍、徐霞客。 　　 　　李氏着书之宗旨，虽曰补前书之失，正古人之谬，但亦在考释性理，综核究竟，以实吾儒格物之学（即此书所载之“道”），故《纲目》之书，非徒医药之渊海，亦为老儒之龙文也。而中国散文，逮至明末，小品文异军突起，渐与传统古文成分庭抗礼之势，遂成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两大系统。唐宋古文以文载道，辞义雅洁；晚明小品则独抒性灵，自由随性。李氏处两者交替消长之世，故其为文兼有二者之风，试详论之。 　　一 　　李氏妙文，论者皆推“菊?发明”与“莲藕?发明”二段[1]764,1556（以下简称《菊》《莲》），以为清新明丽、典雅隽永，置诸古代咏物名篇中亦无愧色。然细察此二篇，我们可以发现其仍然遵循的是唐宋古文的风格传统。其骈散相间，偶句居其大半（有类宋之文赋），实际上是传统古文虽字数自由，但仍以四六句式为基调特点的反映。李氏在组织语言时，有意使其整齐，如《菊》开头八句“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可分四节，每节中两句基本对偶，所说无非菊花经冬不凋、性味平和，李氏所以不吝以三十三字表达之，殆求节奏舒缓、声音抑扬，以利诵读耳。 　　为达此效果，文中遂多重意之句，“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其实一义；“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意义容量亦不大，只言全体皆可为用，但或三字或四字成句，音调铿锵，节奏感顿出。又如“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斛，骚人餐其落英”四句言历代对菊之评价，除首二字外，以四个六字句排比对偶，气脉贯注，从容徐缓，倘若删去任意一句，于文意并无影响，亦与介绍疗效无涉，然遂成奇句，难以卒读。又，“宜乎”二字顺承上文，引起下文四句，以成一意义群，而使文意不显突兀，可从容调整呼吸，气韵也随之平缓。而着一“乎”字，以成 8-6-6-6 字结构，合乎哦诵之韵，倘无此虚字，遂成七字句，与前后文之整齐对偶极不搭配，气脉遽梗，刺耳非常。又如《莲》“自蒻蔤而节节生茎，生叶，生花，生藕；由菡萏而生蕊，生莲，生菂，生薏”二句，其主语之后均接四个二字短语，其实蒻蔤、菡萏所生者多，为何在这里竟如此“巧合”“整齐”地各生四种?这当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以使得语言朗朗上口、合乎音韵。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此二文中无一长句，最长不过八字则必有换气之地，盖长句不便呼吸，读来仓促急迫，作者不取，反映出其写作文章以合人喉吻为虑，断不以佶屈聱牙为务。 　　读此二文，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菊、莲的称赞和喜爱，但这种感情是淡淡的，隐于字里行间的。《菊》篇言菊之功用非常，“贵重如此，是岂群芳可伍哉?”表面上赞叹菊之功效，而实际上我们结合中国古代的菊文化，不难看出作者对菊之品格的高度欣赏，群芳难匹者，不徒功用，亦为人格，故下文引钟会赞云：“早植晚发，君子德也。”但这种情感并未深入下去，只停留在为社会文化所普遍认可的层面，离强烈的个性色彩还有一段距离。 　　同样，在《莲》中亦可发现这一特点。该篇清新雅致，不让濂溪。其曰：“根茎花实，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又曰：“石莲刚坚，可历永久，薏藏生意，藕复萌芽，展转生生，造化不息”,既是描绘莲之美丽，又可理解为褒扬其脱俗高洁之品性，淤泥不染之德行。但此种感情，非细读无以知之，其被统摄于介绍药物功效之下了，带有较强的理性化、非个人化特征，而这种写作者的谨重内敛其实是由传统古文的载道宗旨所决定的。 　　李氏在一些对前人看法提出质疑的地方，语气也是比较理性和委婉的，如陶九成《缀耕录》认为锁阳乃野马遗精入地而成，李氏则怀疑其自有种类，未必尽是遗精所生，虽否定陶氏说法，但仍以婉转态度出之，曰“疑”曰“未必尽是”,皆为此也。又如批评服衣鱼致仙的说法，谓其“大抵妄谬，宜辨正之”,李氏自然不信此说，言“大抵”者，为不失涵养气度耳。又如对于返魂香烧之辟疫，闻之则起，熏之则活的奇事，李氏言虽涉诡怪，容或有之，未便指为谬也。 　　对龙胆轻身耐劳之说，李氏则言“恐不足信”;对于茜草，《名医别录》云久服轻身，《日华子》云其泄精，李氏驳斥之为“殊不相和，恐未可凭”.上述诸家意见，多属荒谬，李氏在匡正前敝时，亦注意到为文之“不矜不躁”,端庄谨严，辞气不迫如此，乃是由于作者自觉遵循了传统古文的写作规范。 　　我们同时注意到，《本草纲目》中亦有一些感情较激烈之言辞，如批判方士邪术、金玉水银、红铅割股等行为时，下语颇切，直斥其非，其中当然有与晚明小品淋漓犀利、抨击秽俗相通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种情感是作为医者职责化、道德化、社会化的情感，即所谓“客观”的情感，所以读这样的批评文字时，只觉如一忠臣，正襟危坐，指斥奸佞，于明清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