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学中的诗歌美学“平易”主张.docVIP

朱熹“诗”学中的诗歌美学“平易”主张 　　本文所谓朱熹的“诗”学，包括他的《诗》学、诗论、诗作及贯穿三者的诗歌美学“平易”主张，是整合三者并揭橥其诗歌美学主张的研究。朱熹“四书”学体系的建立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革命性事件，其实质是对汉以来千年“五经”地位的降次。 　　这一降次行动是他怀疑进而废黜汉唐“五经”学的结果，如他以《诗》为里巷歌谣、朝廷宗庙的乐歌而不是汉唐经学体系化的政教美刺工具。但是，朱熹对汉唐《诗经》学的由疑而黜并不代表他对《诗》的废黜，因为他在对《诗》篇诗歌本体认识的基础上，又新建了理学化的《诗》学体系。朱熹于《诗经》的思路也适用于他对诗的态度，作为理学家，他和其他理学家一样也是贬抑诗的，但他却又是贬而不废的，这一点表现在他既有诗人的诗论又有千三百首诗的创作上。诗歌美学风格上，朱熹整体是一个“平易”的主张，《诗》三百篇的里巷歌谣、朝廷宗庙的乐歌指向了“平易”，其反复于诗的申说也是“平易”，其诗歌创作的以古体为主则是“平易”主张的实践。 　　一、降而不黜《诗》 　　儒家“六经”之说始于《庄子》，其《天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P．531)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行政干预的手段奠定了《五经》千年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公元1190年，朱熹合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以之为“《六经》之阶梯”［2］(P．2629)。朱熹“四书”、“五经”的新儒家典籍体系，实质上已是对“五经”的降次。 　　朱熹降次“五经”，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当然在被降次之列。就《诗经》来说，朱熹尽管以其为诗而客观上降低了其儒家思想的承载价值，但他并没有将其剔除新儒学的理学体系，而是怀疑汉唐旧《诗经》学并加以辨正后，将其化为新的理学《诗》学。 　　(一)对汉唐《诗经》学体系的由疑而废 　　朱熹降次《诗经》，基本表现是其对千年汉唐《诗经》学的怀疑进而废黜。欲亡其木先斩其根，就汉唐《诗经》学来说，《诗经》编纂上的“孔子删《诗》”说和诗篇内容上的“思无邪”说，无疑是《诗经》作为圣经的两块基石。孔子“删诗”说的提出者是司马迁，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3］(P．1936)后为班固、郑玄等大儒所赞同，遂为千年不易之论。 　　但朱熹一句“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2］(P．2056)，以传言之不可信目孔子“删诗”说，无疑是在动摇汉唐《诗经》学的根本。和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相比，《论语·为政》的“思无邪”说则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因为它出自孔子之口，但朱熹一句轻描淡写的“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2］(P．2056)，就颠覆了诗篇思想内容纯正的权威。朱熹认为就《诗》三百篇的内容来说，不是全部“无邪”而是部分“有邪”:“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说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2］(P．2068)朱熹以“思有邪”论《诗》，显然是在和圣人唱对台戏，尽管他能够以“有邪”之诗的作用在于“惩创人之逸志”来自圆其说而维护了圣人的尊严。但朱熹的目标不在圣人而在于汉唐《诗经》学。朱熹打击汉唐旧《诗经》学，炮火集中在了《毛诗序》上。《毛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其内容在于指出诗篇主旨，代表汉唐《诗经》学以美刺解《诗》的体系。汉唐学者为抬高其《诗经》学地位，有《大序》为孔子或者孔子弟子子夏所作之说。朱熹说:“诗《大序》亦只是后人作，其间有病句。”［2］(P．2072)以“有病句”这样的低级错误，直接否定了圣人所作的谬说，并激烈批评曰:“《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2］(P．2074)这无疑是在说，《诗序》于诗篇主题的理解，是偏离甚远的谬以千里!朱熹的疑《序》并不孤独，其前郑樵已开先河，据朱熹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2］(P．2076)《诗序》非圣人作，《诗序》不足信，朱熹这里无疑已经否定了《诗序》对《诗经》的存在价值，而这一认识的直接结果是他的《诗集传》的废黜《诗序》以解《诗》:“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且只将四字成句底诗读，却自分晓。 见作《诗集传》，待取诗令编排放前面，驱逐过后面，自作一处。”［2］(P．2074)鉴于《毛序》对《诗》的负面价值太大，朱熹的《诗集传》不再以《毛序》为《诗经》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另行处置，专门以《诗序辨说》一书辨析《序》说之谬:“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缪戾，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