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从柳永后期歌妓词看他.docVIP

　　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从柳永后期歌妓词看他 柳永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通常是贬多于褒，认为他文品高于人品。对于柳永的词，世人提及最多的是他在词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如首创长调慢词，第一个在词中大量运用白描手法，第一个专业创作词的作家，等等。而对柳永的词作内容，特别是歌妓词，则往往持鄙夷态度。在封建社会里，柳永就一直被看作是“有才无行”的文人，遭到长期的歧视和排挤。实际上，我们细读柳永的歌妓词，就会发现他的歌妓词具有深刻的、超越前人的社会美学意义。柳永对歌妓的同情不是停留在一般的社会意识上，而是倾注着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现实意识只有通过人道主义精神才能与审美意识相沟通，艺术家只有超越本身，站在全面人性的立场上来观照社会和人生，才能跻身于审美的高度。柳永达到了这一高度。柳永以深沉柔和的旋律去拷问世人的灵魂，唤醒被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压抑的人性。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一方面在行政军事财政各部门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以求消除晚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和藩镇割据的社会痼疾，维护赵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则通过招抚流民，奖励垦殖、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等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的兴旺景象。随着农业经济的振兴，手工业也臻于前所未有的发达。在组织形式、经营规模、专业化程度上，都远比唐代进步。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又直接刺激了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东京、成都、兴元、杭州、明州、广州等一大批著名的商业都市。与城市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结伴而来的便是城市人口的剧增。据真宗天禧五年的记载，新旧城内十厢，分管一百二十一坊，共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新城外九厢十四坊，约有一万一千三百多户；计当时东京约有十一万户，尚不包括政府所属机构和驻军。在这庞大的都市人口中，仅官营手工作坊的工匠就有八万多人，军队数十万人，僧尼道士女冠三万人，巫卜万人，商人两万户，妓女万户，还有大量的官府吏卒和其他城市游民。这就形成一个在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和巨商之外的，以手工业工人、店员、小商贩、小手工业主、小吏、差役、兵士、妓女、僧道以及乞丐等为主体的结构庞杂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很快成为一股比较成熟的社会力量。市民群众在雇佣劳动和经营买卖方面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斗争，表明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意愿和追求。这种意愿和追求体现在文化生活方面，便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勾栏瓦肆文艺的蓬勃兴起。北宋时期，市民的娱乐场所非常之多。据《东京梦华录》载：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较之唐代，两宋的市井歌妓更为盛行，并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商业化的特点也日趋明显和突出。或者说，不断发展的商业经济，加速了市井歌妓这个阵营的扩张，导致宋代的重要商业都市妓馆林立，歌妓云集。作为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尤其如此。北宋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持续一百多年，而柳永所处的真宗、仁宗两朝，无疑是它最为辉煌的时期。 在柳永的时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勾栏瓦肆文艺的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事实上，在酒楼、平康诸坊和瓦肆设置市井妓，是宋代歌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朝廷所认可，所以社会舆论不以召唤市井妓侍宴酒席为不誉之事。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具有双重的人格。在对新兴市井文化的态度上，宋代政权的文化性质、文官政府性质、典型的士大夫文化性质起了决定性作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鼓励士大夫“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①“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贡帐为游息之所。”②历史在这里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宋朝以武力而得天下，却成为了一个令后代士人十分企慕的的文官政府。这样，宋王朝接纳了市井文化，将它视为装饰太平的点缀。于是，士大夫夜夜笙歌，不可一夜缺少醇酒美人管弦与二八妙龄女郎手执月牙板的浅斟低唱。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士人的堕落，恰恰相反，有宋一代是华夏历史上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一代。高雅的精神情操与笙歌美人并行不悖，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柳永之所以走上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个人原因，科举仕宦上的不得志以及上流社会的排斥与轻侮，缩短了他同作为下层市民的歌妓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他在艺术上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心理前提。与科举仕宦不得志相伴随的是经济生活的拮据，这促使他不得不与歌妓乐工合作，为她们写歌词，以求得衣食上的温饱。宋代统治者对文人的物质待遇是颇为优厚的，但享受这种优厚的待遇要在取得功名之后。仕途上的失意带给一个普通士子的只能是衣食之忧。除非家道殷实，有着足够的经济。柳永虽身为世家子弟，但据时人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