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事由研究.DOC

我国刑事再审事由的重构 黄士元* 刑事再审事由的设定，关涉到“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公平性”的平衡，是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对刑事再审事由作了规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规定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当前我国学者对这些规定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拟在对我国当前刑事再审事由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重构设想，以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我国当前的刑事再审事由及其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都是发现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确有错误”这一理由过于模糊和宽泛，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以下问题。第一，这一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缺乏可操作性的再审理由，“使得中国的再审制度大厦始终建立在主观判断的基石之上，其随意与灵活之特征十分地突出”。生效裁判的错误既可能是认定事实上的错误，也可能是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甚至还可以是审判程序方面的错误。“确有错误”是包括这三种情况，还是仅指其中的某个方面？错误本身有程度上的差别，有的错误很严重，影响到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如不纠正就会造成冤案、错案。而有些错误则很轻微，即便存在也不会给当事人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是只要有错，不分轻重，一律通过再审予以纠正，还是只对严重的错误才纠正，而轻微的错误不予纠正？如果不问错误的严重程度，一律予以改判，那么生效裁判的稳定和社会关系的稳定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果按错误的严重程度来确定是否需要再审，那么确定错误轻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再审理由的主观性、模糊性、宽泛性、不可操作性，一方面刺激了当事人的申诉欲望，申诉多，申诉难，缠诉，反复申诉，困扰司法机关，影响社会安定，另一方面造成法院、检察院决定再审的任意性，权力行使的随意性、恣意性，也给外界干预留下缺口，导致再审案件大部分是各级机关交办，确实需要再审的案件进入不了再审程序，而那些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中很多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再审。第二，这一过于模糊和宽泛的再审理由，使得司法实践中再审的提起缺少可遵循的标准，全国各级法院完全可能在类似案件中因没有可操作的共同标准作出不同的判断，这不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不利于司法权威、法院权威的维护。第三，“确有错误”的再审理由，使审判监督程序有先定后审之虞，使整体来说更不公开的复查程序成为再审程序的核心，而庭审流于形式、走过场，庭审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造成当事人对庭审结果的不满，进而申诉与上访。同时，在法院认为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因此提起再审的情况下，一旦法院再审之后发现原裁判没有错误因此维持原判，当事人很容易对再审的提起和再审的结果产生怀疑，他们会认为：或者是再审的提起存在问题，并非“确有错误”的判决因法官的枉法而被提起再审，或者再审的裁判存在问题，“确有错误”因此被提请再审的裁判因法官的枉法没有被改判。当然，以“确有错误”为由启动再审，却以没有错误而维持原裁判，也有损司法的权威。 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是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是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结合刑事诉讼法第205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权利进行了限制，只有符合上述法定情形的申诉，法院才应该重新审判。（2）该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对法院的再审也进行了规范，申诉只要符合法定情形，法院就应该再审，而这里规定的法定情形比“确有错误”这一规定更具体、更有操作性。（3）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只是人民法院决定再审的材料来源之一，在其他情况下，法院启动再审的理由仍然是更加模糊、宽泛的“确有错误”。（4）这一规定仅仅适用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法院提出的申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当事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还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诉，对于这些申诉符合什么条件时检察院应该向法院提出抗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该仍然适用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这一标准。（5）即使是204条规定的法院应该启动的情形，也仍然不够具体明确。第一种情形中的“新的证据”包括那些证据？仅仅包括判决生效后才发现的证据，还是也包括判决生效前已经发现但没向法庭出示过的证据？本应该在判决生效前就被收集但因为一方疏忽、懈怠而没有收集的证据是否属于这里所说的“新的证据”？第一、二种情形中的“事实”是指原判决、裁定所认定的全部事实吗，如果是，范围是不是太宽泛了？“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如何理解？这种含糊的说法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