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史金波先生.doc

金 波 泓 远 ——我所认识的史金波先生 认识史金波先生之前很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名字，那时只是知道史先生是一位解读西夏文的科学家。我后来兼任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局长，又后来我对黑城开始做一些研究，对史先生认识才逐步清晰起来、具体起来，才逐渐感到先生是一应该仰视的高山，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他在当代西夏学的研究领域及少数民族文字研究等方面所取得成就和贡献是巨大的，是我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我对先生的第一个印象是他谦虚，善待后者。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工作过程中接触黑城，对其宏伟的规模和出土数量众多的西夏文献感到震惊。后来分管文物工作，到黑城调研和考察得更多了，对黑城有了兴趣，便大量阅读了有关黑城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这些使我增长了许多黑城的知识，也使我从这些知识中认识了一个未曾谋过面的人——史金波先生。因为不仅史金波先生本人在黑城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丰厚，而且国内黑城研究的许多事情和成果与史金波先生有关，不免产生对先生的敬意。这时我已经知道史先生不像我开始所听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位识读西夏文的学者，而是一位做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而且成果颇丰的西夏学领军人物，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因此，我很想拜访先生，但是心里未免有些犹豫。我认为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专家，很可能是西装革履、器宇轩昂、口若悬河、一副四顾无人的气派。而我仅仅是读了点黑城和西夏材料的地方行政干部想要求见先生，未必能得到接见。2005年夏季的一天，从友人处得知史金波先生来呼和浩特参加一个史学会议，求知的欲望还是战胜胆怯，匆匆到宾馆拜访。因为事先我给史先生自报家门打了个电话，史先生放弃了晚间的集体活动，一个人静静地在房间等我。一见面，先生的谦虚和礼贤下士的儒雅之风令我尽扫胆怯。他用清晰而又不高的声音与我交谈。从黑城文献的价值到国内外研究学者及成果出版情况，从目前黑城研究面临的问题及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先生介绍了许多情况。我也请教了许多问题，同时也介绍了内蒙古在黑城研究和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及以后的一些打算和面临的问题，我们谈了很久，很投机。 这次见面使我对先生的品格印象很深。自此，我和先生逐步熟悉起来，来往也越来越多。我还利用到京开会或者办事的机会，到先生家里去拜访求教，先生从未拒绝过，都是热情欢迎。我们有时谈的时间长了，他老伴邵黎英亲自下厨操刀给我做饭吃。邵老师也是说话轻轻的，做事悄悄地。她菜烧得很雅致，像是先生做的学问那样，真乃学着家风菜亦如人也。我在工作中逐步产生一个想法，就是用通俗读物把黑城研究成果介绍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黑城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使更多人即不仅有其他学科的知识界人士，应该还有或者说应该让数量众多的普通百姓了解黑城的文化遗产，爱护她，传承她，这也应是学界解读研究黑城的极终目的。于是，我在准备了几年后便动手写作这样一本读物。这本书写作时正是我负责指挥内蒙古博物院、乌兰恰特剧院、体育馆工程建设时期，只能挤出睡觉的时间写作，而且还遇到很多疑难的学术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只好求教史先生。为支持我的研究和写作，史先生便将一些自己研究和由他主持研究出版的重要成果找出来送我，如《史金波文集》、《西夏社会文书研究》、《文海研究》、《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等，我比较系统地也读了他的成果后，对西夏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先生关于一些黑城出土文献的重要研究成果，如关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研究，中国现存最早泥活字印刷品遗物的认证，中国最早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成文法典《天盛律令》的研究，关于民间借贷契约和农业的研究，等等，使我获益匪浅。对一些因材料局限尚无结论的问题，先生提出一些他的看法。对于我过去认识不足或者偏差的问题，他也毫不隐晦的指出，如关于黑城出土元代文书中的蒙古文字名称问题，黑城遗存佛塔的形制及年代问题等。从这些点点滴滴事情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史先生对后学者的倾心指导和提携，也体会到他在西夏学和古代民族历史等多学科的渊博知识，对他也更加尊敬。 史先生对我这样的后来者的用心爱护帮助，自然有其个人品格的原因，也有其对西夏历史文化研究事业的关心与钟爱的原因。西夏，作为中国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西北地区的一个封建王国，先后与辽、金、北宋和南宋、吐蕃等政权鼎立近200年。而元朝未按中国古代惯例为其修志，其历史事迹只散见于其他典籍中。所以其历史材料淹没遗失甚多，发掘研究整理西夏所遗留的文化遗产，对中国中世纪社会历史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1908年——1909年黑城出土收藏于俄罗斯的11000多个编号的文献和艺术品及器物，是研究西夏最重要和宝贵的材料，史先生成功地与俄罗斯方面联系协调出版这些文献，并亲自承担整理编辑工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西夏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使过去百年来困扰着学界很难看到出土材料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先生这个贡献可能得益于他的学术成就的巨大影响和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