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化起步.docVIP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中国最初的机器工业，不是从本国的工 场手工业发展过来的，而是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移植的结果，(2)它不是用于有利民生的日用 品的商品生产，而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需品生产，(3)它不是创建于民营工业，而是创建于 官办工业。其发展过程，是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以至完全商办。 清政府洋务派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以后，为了供应军事工业需要的原料，同时看到外资 在华经营的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等企业的巨额利润，便开始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 业以及部分轻工业。他们除了继续采取官办的经营方式外，主要采用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 等形式，投资这类企业的人，除了洋务派大官僚外，主要是一些与他们有联系的退休官员、 地主和买办。这些企业的出现，是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一个重要开端，构成新兴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它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刺激和影响与这些企业相联系的部分新式工业的发展，锻炼了更多的掌握机器生产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从而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从“官办”、“官督商办”到“民营” 一、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 对面临外患与内乱频仍的晚清朝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从巩固自身统治来说，都应迅速创办近代化企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近代工厂。 然而，以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即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这种争论、反对，在洋务运动三十年中一直未停。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权势之强，想兴办近代企业尚有如此强大的阻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兴办近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所以，清末的近代官办企业是历史的“不得不然”。历史地看，这些企业毕竟是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培养人才，开创风气方面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大机器的引进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开端。凡此种种，确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正面作用。 但是，官办企业的弊病也很明显。这些官办企业在体制上也采取衙门式的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类似官场职别，并且受总督、巡抚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这种官办企业必然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许多人因与“官”有关系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将其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腐败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 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办企业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弱，而负面作用则越来越明显。历史的逻辑，将“官督商办”提了出来。 二、过渡的“官督商办” 兴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企业由于官办的种种弊病并不营利，自身很难提供发展所需资金，而晚清财政一直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支持。在这种情势下，晚清企业的“官督商办”模式应运而生。 由于中国素有“抑商”传统，政府本就禁止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社会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但一些商人、尤其是买办积聚了大量资本，为了赚钱，他们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这样的后果是中国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新式经营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他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说服众商。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开办了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纺织织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业，因为此时若无官方的保护和扶持，大型新式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