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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背景下利益博弈 　　中国的3．5亿烟民们不得不遭遇这样一场尴尬：一方面是更多“请勿吸烟”的招牌在钳制你的烟瘾，一方面是各类香烟广告在蛊惑着你从口袋里掏出更高档的烟壳。这个难题同样也在考验主管烟草的中国政府部门，如何在反对烟草危害与促进烟草业发展壮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已经形成一门产业艺术。 　　香港艺人黄秋生扮演了一回生活中的真实角色――反对香港禁烟新条例的少数派。1月1日，香港取代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法定禁烟范围最广的地区。 　　 　　 　　“政府想让人戒烟，就应该不要卖烟!” 　　 　　同一天，英国的哈里王子表现得要比黄秋生有风度，一天能抽20支“万宝路”的他决定戒烟了。7月1日起，英格兰所有工作场所及封闭公共空间将成为禁烟区。 　　与黄秋生、哈里一同被戴上紧箍咒的，是全球13亿烟民和至少113个国家的烟草业，这一切，源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国作为第89个签约方，在2006年1月9日开始正式履行《公约》。 　　这一年多来，中国的3．5亿烟民们不得不遭遇这样一场尴尬：一方面是更多“请勿吸烟”的招牌在钳制你阵阵上涌的烟瘾，一方面是“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类的广告正蛊惑着你从口袋里掏出更高档的烟壳。这个难题同样也在考验主管烟草的中国政府部门，如何在反对烟草危害与促进烟草业发展壮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已经形成一门产业艺术。就在人们担心中国将如何在2008年1月提交第一份履约报告的时候，频繁现身的控烟产品“如烟”被摆上了批斗的台面。人们似乎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如烟”是否存在虚假宣传以及由谁监管上，事实上，“如烟”冰山下所隐藏的，却是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替烟市场以及一场事关控烟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局。 　　 　　控烟影响中国经济? 　　 　　“2006年，全国烟草行业工商税利超过2900亿元，比上年增长20％。” 　　1月16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姜成康在2007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宣布。坐在他身旁的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她在肯定成绩后，也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烟草行业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履行《烟草控???框架公约》。” 　　烟草业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支柱，2005年中国十大纳税大户中，有3家是中国国家烟草集团下属的香烟制造企业：红云烟草集团、上海烟草集团、玉溪红塔集团。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烟草行业的年纳税额高达2400亿元，占到当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十分之一强。 　　在云南，当地政府一半的财政创收来自烟草企业，得益于烟草的丰厚利润，昆明这个中国西南边陲的穷乡僻壤建造起了高速公路、铁路和水电站，化身成为一个现代都市。红塔集团的触角还从香烟生产扩展到饭店、房地产和证券交易，甚至出资成立了生物科技公司、造纸公司和水泥厂。即使是在经济总量庞大及多元化的上海，政府税收也有10％来自烟草行业。对一些贫困省而言，烟草税收显得更为重要。 　　烟草业对经济所作的贡献让控烟成为一道中国式难题。 　　“烟草控制常常被指为影响经济，这是个错误的认识，是个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解释，“烟草行业税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消融在医疗、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支出之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表示赞同：“目前政府控烟的最大顾虑在于控烟可能对经济造成影响。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支持这一结论的是她在去年11月发布的新研究成果――《中国吸烟成本估算》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2005年由于吸烟给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从医疗费用到给生产力带来的损失等)估计在2200亿到2800亿元问，已经超过烟草业给国家带来的2400亿税收收益，“其中利弊得失，不辩自明，减少烟民群体，既是在兑现国际承诺，也是在维护公民健康和公民福祉，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善政。” 　　杨功焕也承认，控烟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控烟不是禁烟，并不是说控烟的第二天，就要取缔烟草业。烟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马上取缔是不现实的。” 　　 　　博弈天平一头倾 　　 　　“在中国，发展烟草的力量远远大于控制烟草的力量。” 　　烟草专家周阳敏分析，如果以机构划分，中国控烟涉及的博弈主体何三大类：体制内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卫生部下属的国家控烟办；半体制的――各地的控烟协会；体制外的――民间禁烟组织、反烟个人以及作为竞争对手的外资烟草、替烟企业。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直强调两个利益维护，一是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维护每年2000亿到3000亿的财政创收，二是维护消费者(吸烟者)利益，也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两者都是要发展烟草而不是控制烟草。”周阳敏认为，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政企合一，有一整套制度结构和财税系统，可谓兵强马壮。2006年，中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