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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声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和变化，显示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复杂化”：一方面是整个经济增长的状况很好，各种指标体系都在良好范围内运转；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对改革的怀疑、批评，而且这种声音存在着扩大的趋势。 　　 　　改革中出现不同声音的社会原因分析 　　 　　⒈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进入新时期 　　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说，一轮新的经济利益调整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利益结构调整的走向大致上是这样的：利益增长首先从少数人开始，从小部分领域和行业开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调整的时间大致是15年一个周期。改革开放到现在，刚好进入第二个周期的开始，也就是说，少数人利益增长比较快的时期刚刚开始。因此，在本轮利益结构调整中，虽然各阶层的收入都有上升，但上升的速度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收入增长最快的有五个阶层：非公有经济的经营管理层、完成改革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层、教育文化领域人士、医疗卫生相关领域人士和现代服务业从业者。 　　通过对这五个群体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利益快速上升的人数比较少。经过测算，这五个阶层在可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到8％，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进入少数人利益增长较快的时候。对于一轮新的利益结构调整初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种周期性，也就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当他们的利益上升不快的时候，自然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利益上升很快的小群体上，小群体容易受到质疑和非议。 　　第二个特点是本轮利益结构调整初期的利益上升群体中没有包括政府人士。除了那些腐败分子以外，现在我们政府人士公开的收入增长并不快，这个阶层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前述阶层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如果政府人士不能正确对待这一现象，就会出现两个倾向：一是产生腐败，二是对改革产生怀疑，甚至引发对改革方向的非议。 　　 　??⒉改革进入负面效应的释放期 　　改革是需要成本的。任何经济改革，一定有一个正面效应释放期和负面效应释放期。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社会经济中体现的主要是正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还处在积累的阶段，并没有做一个集中的释放。但是到近两年，我们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的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后改革时代”，在这个阶段中国改革的负面效应也开始释放，尤其是在未来两三年内，负面效应会释放得非常快。可以说，中国总体经济改革已经开始进入负面效应的释放期。主要有四个表现： 　　第一是工人下岗。据统计，国有企业改革导致3000多万人下岗。大规模的国企工人下岗，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往往容易让人忽视再就业的成果，更容易忽视国企改革后企业效率提高给社会带来的福利。 　　第二是农民失地。根据现在的统计，每年的失地农民大约有250万至300万人。至于失地农民的总量，据估计大约有5000万。在安置过程中，有一部分农民生活安定，但也有很多没安置好，尤其是通过单一的货币方式来补偿效果不是太好，使得很多农民失地以后的收入下降。 　　第三是农民工进城。中国现在有1.2亿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建筑业等劳动力密集产业。他们在城市中生存，收入比没有务工的时候要高，但是社会保障跟不上，没有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甚至连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也保证不了。 　　第四是收入差距。中国的经济利益结构调整一般是从少数人的利益增长开始，然后才能波及到整个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因此出现收入差距是必然的。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是二元经济的问题。此外，社会上还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 　　负面效应的集中释放，必然导致负面效应承受者对改革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在享受增长的同时引发对增长的各种怀疑，甚至是对目前整个改革的方向产生怀疑。 　　 　　⒊改革的走样引发了人们的误解 　　政府推行每一项改革，必然有它的既定目标，但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够达到它的既定目标。一旦改革的结果偏离了既定目标，或者是过程中较远地偏离了设定的路径，改革就出现了走样。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走样的改革。比如市场经济改革中，我们希望政府影响企业的轨道，能够由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间接调节，但是，有的地方改革存在着一些“畸形轨道”：政府一方面希望市场化，一方面却还在继续利用最后的权力；而企业一方面需要搞好和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由此带来一些寻租行为、权钱交易等等，都是改革的走样。 　　事实上，任何改革都有走样的风险，任何国家中也都存在走样的改革。在改革开始的前20年，大家并不认为改革走样有多可怕，对于改革的走样，是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