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docVIP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 　　[摘要]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自杀理论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力包括经济整合力、组织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利益整合力、政治整合力不强。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从多方面努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化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归属感;改善企业管理,提升组织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劳工权益,增强经济整合力,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提升利益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社会的公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政治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式自杀;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1-0057-04 　　 　　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指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根据费立鹏等人于2000年开展的中国心理解剖研究,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自杀率的年龄特征总体呈现双峰型,第一个自杀高峰为15―24岁,第二个高峰为60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正好处于第一个自杀高峰15―24岁时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合法权益有了更多的保障,但侵害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更强,但维权耐力和韧性不足”,因而他们往往选择一种极端悲惨方式――自杀来反抗。在代工企业富士康中,42万多员工中85%以上是80后和90后,而年龄在20岁左右或者20岁以下的员工比例在50%以上。自2009年7月16日,深圳富士康25岁的员工孙丹勇因不堪审查压力,跳楼自杀以来,2010年又有员工连续跳楼自杀,“连跳”事件的涉事人最大不过28岁,最小的仅18岁。富士康的员工接连一个又一个用自杀的方式了却自己年轻的生命,留给亲友是伤痛,留给社会的是冲击,面对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我们当前不仅应关注究竟是“N连跳”,而且应反思如何遏制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自残的方式寻求自身的权利以及社会的承认。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全社会该如何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和生活问题就成为紧迫的课题。 　　 　　一、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性质 　　 　　一般来说,自杀行为并不集中于企业,而多和家庭矛盾、感情纠纷、严重挫折等相关。在企业中,为何短期内不断发生自杀行为,且都发生在深圳富士康,不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关注。 　　富士康的每起跳楼事件的背后,诚然都有一个个不同的故事,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导致、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造成情绪低落、也有的是精神异常导致悲剧,表面上看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是个人的心理问题,可归属于我国学者认定的情绪性自杀,情绪性自杀常常由于爆发性的情绪所引起,其中包括由委屈、悔恨、内疚、羞愧、激愤、烦躁或赌气等情绪状态所引起的自杀。此类自杀来的比较迅速,发展期短,甚至呈现即时的冲动性、突发性。[1]如果从社会学角度也是属于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的利己性自杀,利己性自杀是指个人因失去社会的联系或约束,对身处的社会及群体毫不关心,孤独而自杀。独身在某种程度上使自杀的倾向加剧。利己性自杀的心理特征是消沉,表现为伤感、忧郁。笔者认为任何自杀事件都有特定的现实环境,迪尔凯姆对自杀现象的分类是基于当时欧洲的社会现实,笔者通过媒体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报道的解读,认为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因社会体制转轨风险而引起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体制性伤害,主观上有利己性自杀的特征,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他性自杀的结果,它直接或间接地使企业、政府改变现在伤害农民工的政策,进一步完善促进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式自杀,富士康员工们的自杀是对如今代工模式的一种抗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式自杀具有以下特点:自杀为太过低廉的劳动力而抗争;自杀为实现能有尊严的劳动而抗争;自杀为能有平等的话语权而抗争。[2]富士康墨西哥工厂的工人,由于不满强迫无偿加班曾放火将仓库烧为废墟。争取权利,“文”是上策,“武”是下策,然而对于中国工人,一不能文,二不能武,等待他们的,往往只剩下束手无策。据悉,“连跳”事件后,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向媒体确认,集团基层员工将从2010年6月1日起,全部加薪三成。这项决定将在深圳工厂先行实施,除深圳外的内地工厂员工加薪幅度将参照深圳标准。深圳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王鸿利透露,市总工会即将开展全市范围的新生代员工大调查,在全市各个行业做5000人样本的抽样调查,以了解80后、90后的新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