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意义.docVIP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五讲 法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意义 ——法治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 沈春耀 中国人大网 2013年8月20日 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在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法治”已经成为高频词汇；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盼；法治的实践和工作，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同时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实行法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并全面贯彻落实。 法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意义，法治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作观察。我今天主要从制度建设意义上的法治、发展目标意义上的法治、治国理政方式意义上的法治这三个方面，汇报一下自己对法治的理解和学习体会。 一、制度建设意义上的法治：要求继续推进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法治的第一层意义是指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并贯彻实施。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两句话，最早是董必武同志1956年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提出来的。后来，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作了拓展，成为四句话。这也一直被称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新中国的法制，可以追溯到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先后制定实施了婚姻法（1950 ）、工会法（1950）、土地改革法（1950）、惩治反革命条例（1951）、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选举法（1953）、全国人大组织法（1954）、国务院组织法（1954）、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54）、地方组织法（1954）等，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基础，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后来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指导上出现了“左”倾错误，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流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发生，给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和巨大损失，国家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权利受到恣意践踏。这个教训极为深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我国新时期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法制之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迫切需要。 第一，对党和国家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特别是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迫切要求实行法制。痛定思痛，必须坚决地加强和健全法制，这是实现拨乱反正、确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问题（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明确讲到：“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①]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②]。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实行法制。197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③]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支手削弱都不行。”[④] 彭真同志那时也讲到：“‘人心思法’，全国人民都迫切要求有健全的法制。”[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