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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诉讼中质证的思考 在我国，民事质证制度是民事诉讼开庭审理阶段的组成部分，更是人民法院查明案情、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其重要性勿庸置疑。而且当前在我国推行的审判方式改革，旨在强化庭审功能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增强诉讼的对抗性和司法的公正性，使得作为庭审重点环节的质证制度成为改革中的又一焦点。 然而，纵观我国民事诉讼法，只在第66条涉及到对庭审中质证问题的规定，即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相互质证。然而，仅这条并不能明示当事人在庭审中如何进行质证。继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98年6月19日通过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中关于改进庭审方式问题，对质证的展开作出了具体规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看到审判实践中业已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和弊端，这不仅表现在立法与司法的不同步性，也表现在司法操作上的无序性。因此，民事庭审中质证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 质证的概念及其基本原理 所谓质证，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的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就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对法官的心证产生影响，使法院正确认定证据的效力。从这个理解，或者更直接从一个“质”字就可以看出，质证概念的关键在于复数的主体从对立或相反的角度展开的相互作用，而这种作用总是指向或诉诸于审判者的认识过程。 质证的基本原理首先在于，站在对立或相反立场上的主体围绕证据的对质辩驳可以使案件信息的获得更加全面。在此意义上，质证是使法官必须做到“兼听则明”的制度性保证。而在当事人双方进行对抗而法官居中裁判并最终做出判定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中，作为质证制度基础的还有另一项更加重要的原理，即质证作为给当事人提供的一种程序保障，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一。在这里，程序保障大体上指得是主要由当事人来从事诉讼活动并因此对诉讼达到的结果承担风险或负有责任时，要求当事人承担这种责任或风险的前提必须是从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充分地展开攻击防御等诉讼活动。如果没有保障当事人拥有并实现行使质证权利，审判的结果将不能以当事人自行负责的原理而获得正当性。 关于质证的主体 主体应是权利、义务的复合体，质证主体也同样是既享有权利，也承担某种责任。 关于质证主体的范围问题，在我国存在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和法院都是质证的主体；第二种意见认为只有原告和被告双方才能成为质证主体；第三种意见认为原告、被告和诉讼第三人均为质证主体。 本人认为第三钟意见比较合理。虽然，从现象上来看，在审理过程中的有些场合，法官有必要就证据的形式或内容对当事人等发问，鉴定人也许需要询问当事人和证人，证人之间也可能需要相互对质。而且不少情况下这类互动也确实可能符合用来界定质证的一般定义，即“一定主体对业已提出的证据通过质疑、辩驳和相应的说明、解释等方式呈示展现其内容”。但本人认为这些工作只是法官作为审判主体的职权，而质证主体只能限于当事人及第三人，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６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这里，仅仅是说当事人对证据互相质证，并没有说人民法院也要对证据进行质证。 其次，质证主体将承担质证不能的实体法律后果，而审判主体则不可能对质证不能承担实体法律后果。 再者，质证主体相随于举证责任主体，一般地说，负有举证责任的主体就应当相应地赋予其抑制对方举证力度的质证权，从而成为质证主体。我国法律并没有把审判主体列为举证责任主体的范围，因而也就无须赋予审判主体的质证权，使之成为质证主体。 最后，人民法院在庭审期间对证据的提供者进行质询是基于审判权而实施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审核证据的一种职权性行为，而不是质证权的外化行为。具体而言，法官围绕证据进行询问等活动是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方式、关于程序进行的诉讼指挥以及具有“释明”性质的职务行为。一般而言，法官做出释明的目的就是在当事人包括质证在内的辩论能力明显不足而有可能造成案件实体处理结果不公正之虞时给以适当的辅助。同时，法官的释明又应当以保持双方当事人实质上的力量对等，不致侵害其中某一方的诉讼权利为限，因而受到程序保障原理的制约。在实物操作上，如果当事人对于对方提出的证据因自身的辩论能力太差而出现应质证却未能质证，或质证完全不得要领等情形，法官就有必要采取提醒或直接发问等方式来适当介入双方质证过程。可以考虑把法官明显应当介入却没有介入的情形视为“释明义务的违反”并科以一定的制裁。另一方面，法官对当事人或证人等的询问应避免直接的争辩、反驳等不恰当的口吻，应尽量采取中立超然的发问方式，否则可以被视为“释明权的滥用”。 关于质证的客体 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