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纵贯五千年的“公司”沧桑史2.docVIP

一部纵贯五千年的“公司”沧桑史 书评人：许士军 2012-08-17 ? ? 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公司”，乃是一种平常不过的名称，只要是做生意的，几乎都是这个或那个公司之类。然而，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历史上某些国家或社会的重大事件和转折，居然和当时人们是否实行“公司”组织这件事有关。譬如，依本书所载，截至18世纪为止，中国和阿拉伯人在制造和贸易上领先西方，中国制造工厂规模超过西方任何一家工厂；譬如以钢铁生产而言，早在11世纪时，中国年产量已达125000吨，这是欧洲700年后才赶上的水平。然而到了18世纪以后，西方取得领先地位，主要原因竟然在于西方在这阶段发展出公司这种组织。 同样的，再以西方本身而言，在第一次大战前夕，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产出的36%，远超于德国之16%和英国之14%。探究其背后原因，也和美国在此之前，随着两洋间铁路之贯通，带动了大型公司的崛起有关。有了这种组织，使得美国得以透过资本市场和管理能力的发展，大大增加其生产能力。不过再就英、德、日等国而言，书中发现它们经济之兴起与强大，也和实行公司组织的轨迹相呼应。无怪乎本书两位作者探究公司对于一国──甚至世界──所发生的作用后，不禁感叹，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不是国家、公社、政党、教堂或庄园，而是公司；唯一能够和公司相提并论的恐怕是家庭，这可说是相当惊人的言论。 一种政治的产物具体言之，利用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以担负某些任务，它具有几个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形态所不及的优势。第一，它被赋予法人地位，因此不受自然人生老病死的困扼，得以永续经营，提供事业持续发展之基础。第二，它透过股份方式，发行大量股票，让广大投资者参与，集腋成裘，扩大资金实力。第三，在有限责任的保障下，它使投资者与公司的关系单纯化，降低参与风险，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这种组织在不同国家或社会中，不但发展有先有后，而且在实质上所代表的意义、扮演的角色，也有显著差异？依据本书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乃是政治的一种产物，公司所获的特权乃是由国家或政府机关所赋予，建立在某种特许地位上。早期来说，它的“法人”地位──不管是指罗马人的“社团”，或是威尼斯的“联合会”──都是经由政府的特许或认可而获得的。就是在近代美国，整个19世纪内，只要立法机关认定某个法人未善尽它的责任义务，就可撤销之前所赋予的特许权；而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沙宾法案》（Sarbanes-Oxley Act），所带给公司组织的影响仍然威力无穷。这样一来，各国所发展的公司组织自然会随着本身政治理念和结构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内涵。不过这种情势已随着跨国企业出现而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的界线失去其限制作用，使企业得以游走各国之间，经由选择投资地点作为筹码，换取地主国的优惠或让步。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对于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俯首听命，二者之间的角力构成本书中一再出现的主题。 时空转变各有特色从公司的基本性质看来，它所涉及的，绝非如一般人观念中属于单纯的经济或管理问题，而有其十分复杂的背景。从历史发展来看，它和人类经济和通商活动、地理探险、海外扩张、政府税收以及技术发展与教育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令人感佩的是，本书作者能在这些复杂的因素中抽丝剥茧、理出头绪，使得读者可以了解，何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公司有不同的角色、地位和面貌，而非一个单纯不变的概念和形态。譬如在有关公司所追求的是“谁的利益”这一点上，不同国家就采取了不同理念。一方面，有美国所采取的“stockholder capitalism”（股东资本主义），所重视的乃是股东的利益；相形之下，在欧洲和日本，人们强调公司必须兼顾股东以外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被称为“stakeholder capitalism”（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不过，即使欧日之间又有不同，例如在德国，人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容忍公司之间建立不利于竞争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赋予工会较高的地位；但在日本，一般公司却具有浓厚的家族企业色彩。 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剖析整体而言，这本书企图从上述复杂的历史脉络中理出公司这种组织演变的传承和蜕变历程。从纵的面向说，始自公元前3000年居住于两河流域的苏美人与其后的亚述人时代，当时投资人透过合伙协议委由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分享收益。本书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上采取以美国为正朔的立场，将公司的发展划分为：（一）公元前3000年-公元1500年，（二）1500年-1750年，（三）1750年-1862年，（四）1862年-1913年，（五）1913年-1975年以及（六）1975年-2002年等阶段，分别加以剖析。但是，除此之外，书中另设两章，分别讨论与上述断代史重叠的两个课题：一是有关美国以外的英、德、日三国大型企业的崛起（1850年-1950年），一是有关跨国企业的发展（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