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与清廉是官员的两种维度.doc

能干与清廉是官员的两种维度 “好贪官”是个奇怪的词，其实是指向了官员两种不同的维度：能干和清廉。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统一，在古代，就有很多臭名昭著的贪官，譬如说明朝的严嵩父子，虽然贪得无厌，但打理朝政确实有一套，然后同朝的抗倭名将胡宗宪，也是贪财好货…[详细] ? 能干：说的是官员执政能力。在皇权时代，有能力的官员，即便是不太清廉，皇帝或者上级，一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廉：说的是官员的执政品德，是否借助于官位为自己或者家人谋取私利，贪污腐败等这些。 你怎么知道他能干：如何选拔官员？ 在法治社会、宪政社会，一个官员是否能干，是有量化标准的，那就是选举制度。当官员的行政，是对选民一张张选票负责的时候，那么民众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或者不满，都可以在日常行政中时刻的表现出来，即便官员做了错误的决策，他们也有能力在下次投票时候，用选票说话，迅速的完成纠错。 ? 然而，中国国情则是，孙善武们的仕途命运更多依赖于上级权力，即如何赢得上级的信任，得到升迁，此为其一；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绩评价标准里，更多的是依赖于GDP数据和城市建设。这就导致了，像那种能够实现GDP突进的大型项目，以及城市“造城运动”，历来为城市长官们所喜爱，孙善武的伙伴其实不少，像诸如杭州的王国平、大同的耿彦波…[详细] ? 洛阳市民所感知的孙善武似的能干,也是建立在城市建设的狂飙突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改变即缺乏延续性，在制度建设上也没有创新，与现代社会的“能干官员”的标准差之万里，这也这是我们的困境—— 孙善武似的能干，除了城市硬件的变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详细] 你怎么知道他清廉？ 以现代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标准，官员清廉建立在两种基础上，其一就是政府信息公开，信息越是公开，民众和舆论的监督越是日常化，权力运作阳光化，杜绝权力暗箱操作，这样才能减少权力寻租，防止官员贪腐；其二就是司法独立，当官员腐败事态暴露之后，可以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追寻真相，以给予其公平公正处理。 ? 孙善武一方面可以狂飙突进该城市建设，一方面则是利用市政工程受贿和家人利益，这种操作手法，就是建立在政府信息不透明的基础之上；而其落马后，不少市民还相信孙氏一个好官，甚至认为孙是在主政过程中，过于铁腕，得罪了权贵…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可见，通完信息公开和法治社会的路，才是通往官员清廉的路径传统臣民意识的影响，崇拜父权式权力 中国皇权专制绵延两千年，这个时代最基本的民众意识就是臣民意识，其核心之处在于：民众甚至会主动的将自己的权利丢弃，将其交与到父权式权力手中，因此，大多数时候，民众通过对好皇帝、青天这种良性的父权式权力，来寄托自己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 洛阳市民在孙大拆大建之时，并未充分认识到在拆建过程中，有个公民权利的被剥夺问题；另外，在城市样貌改变后，他们又享受这种父权式权力（孙善武的）带给他们的改变，无论如何，这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余毒，的确是在其中若隐若现。 权利缺失下的次优选择 网友说：“宁要一贪官，不要一条猪”，当地群众当然愿意选择又能干又清廉的官员，如果不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贪污的能吏，这里面有一种计算：能吏至少可以给地方发展和民众利益带来实实在在的机会，而尸位素餐的庸吏于地方现状的改变和民众利益的增进了无希望，在工具理性影响下，能吏的贪腐变成了可以接受的发展成本，一种“你好我也好”的心理促使人们作出这一选择。毕竟，谁能担保庸官就不贪污腐化？…[详细] ? 当然，其中更重要的逻辑是：因为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这些公民权利的缺失，所以无论你能干不能干，贪不贪，很多时候民众是过问不了的。这样，民众就开始变得犬儒，开始充分降低自己对于官员的要求：即便你了贪污腐败，只要你你搞经济，促发展，就是一种次优选择，我们认了…[详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生成 第三种逻辑：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就是人质爱上绑匪的故事，人质认为：绑匪在绑架她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杀死她，但是却并没有这么做，相反还给她点水喝，给点饭吃，施以这种小恩小惠，人质逃脱无望，久而久之，就对绑匪产生了依赖；后来警察来抓绑匪时，人质反过来帮助绑匪逃脱。…[详细] 解剖，“好贪官”下的民众心态，竟然有近似之处，第一点：孙善武完全可以更坏，即不但贪污，而且还是个庸官；第二点：即使这样，我们也拿孙善武没太多的办法（不是四处都有这样的庸贪官吗？），第三点：我们现在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既然如此，那么孙善武这么做其实还不错，贪就贪点，大拆大建就大拆大建，好歹城市面貌改变了，经济总量也上去了，到了最后，竟然对这种官员产生依赖，产生好感，甚至其落马后，依然念念不忘“好贪官” /zt/2010/haotanguan/bak.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