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南粤不解之情.docVIP

瞿秋白与南粤的不解之情 　　瞿秋白在36年短暂的人生中，曾经多次来到广东，并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广州是瞿秋白回国后政治生涯的起点。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会议上，瞿秋白赢得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各方人士的信任、尊重与认可。瞿秋白多次南下广州，也催生了他与王剑虹的那段不寻常的师生恋。 　　 　　参加“三大”筹备工作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暂住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因为瞿秋白精通俄文，维经斯基致信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瞿秋白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遭到马林的拒绝，马林很欣赏瞿秋白的才华，他更需要瞿秋白协助他在中国开展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在“争夺”瞿秋白过程中，维经斯基最后做出让步。 　　1923年5月下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在中共“三大”正式开幕前，中央先举行两天的预备会议，分工起草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瞿秋白最为忙碌，他除了负责起草党纲草案外，还要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此外，他还要和张太雷一起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他每天呆在房问里，常常苦思冥想到深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则是以苏俄归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三大”的。会议没有举行开幕式，12日上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报告，陈独秀着重谈了中共“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报告中陈独秀还特别提到了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对瞿秋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下午，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等问题。随后，从15日至19日，瞿秋白积极参加中共“三大”会议的讨论，并作了会议发言，就国共合作问题瞿秋白作了一个共16条的总结发言，得到了马林、陈独秀等人的赞成。 　　 　　与张国焘的争论 　　 　　中共“三大”讨论的议题主要是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等人受到先前第一???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影响，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由它来领导革命”，极力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认为这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这种主张遭到马林、陈独秀等人反对，特别是瞿秋白的反对。张国焘比瞿秋白大2岁，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而且还是大会主席，中共“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由三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在中共“二大”上，张国焘又与陈独秀、蔡和森组成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会上他又与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高君宇一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当时张国焘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 　　辩论中，当时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所以很难说服张国焘，马林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会说中国话，所以争论主要在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进行。争论中，瞿秋白总是显得很平静，他声音不是很大，但能以理服人，辩论中，还时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眼睛，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张国焘却时不时就情绪激动。二人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性质。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先分析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是很成熟，封建的势力依然很强大，所以应该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既要反对帝国主义，更要反对封建主义。二是关于联合的对象问题。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瞿秋白娓娓道来，说服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并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策略。张国焘因为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在中共“三大”选举时，在40票中仅得6票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暂时丧失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 　　 　　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还与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产生了分歧。陈独秀比瞿秋白大了整整20岁，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曾到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同时还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瞿秋白担任他的俄语翻译，期间，瞿秋白应陈独秀的邀请回国，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十分器重。 　　在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