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政治经济学”.docVIP

茅台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上百万职工因为这件事抬不起头来。”4月25日，新任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宣布了广东石油分公司“百万买酒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总经理鲁广余被免去职务及个人承担已消费的13万余元红酒费用。中石化公布的调查结论称，2010年9月鲁广余私自安排下属，花费158万余元从贵州茅台销售公司购进茅台酒480瓶、红酒696瓶。 　　“茅台”是一个醒目的标志，似乎近些年其与“涨价”、“腐败”特别有缘……一种常识是：茅台酒是老百姓喝不起的酒，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茅台局长”等很多新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原本是一种国家著名商品的茅台，现今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茅台酒是世界三大名酒之一，一度被认为是中国大曲酱香型酒的鼻祖。1915年，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随后逐步被称为“国酒”而热销，由于生产工艺复杂，其年产量有限，更加剧了人们的趋之若鹜。中国留美经济学者张永?表示：“茅台酒是奢侈品，是上档次的象征，是中国酒桌社交的敲门砖。” 　　“奢侈品一般来说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而中国的奢侈品往往却是为权力服务。”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说，“尤其官场里许多话题和聚会围绕着茅台酒的情况愈演愈烈，其名称已经成为富有、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极具中国特色。” 　　 　　深远的情缘 　　 “本来很多人并不喜欢酱香型酒，但当喝茅台成为某种标志后，许多人就不断尝试，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甚至喜欢了。” 杨凤春说，“当身边的许多人都在讲茅台、喝茅台时，许多渴望有社会地位的人不可避免要感到压力，会觉得必须努力看齐，否则融入不了别人的圈子。” 　　他表示，这些情况的出现是“人的问题”，跟茅台酒没有关系，也可以说是制度造就的结果，尤其是制度中权力的催化力量。 　　“应该说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更喜欢喝茅台，同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这样的情况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和历史情结。”杨凤春说。 　　虽然茅台在2001年、2006年、2007年3次以5个注册号码申请“国酒茅台”商标未获得成功，但由于政治伟人的偏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茅台作为国宴用酒和外交国礼用酒，实际上一直被赋予一种政治资格，有很强的身份象征。 　　“正是‘官酒’的符号印象满足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殊消费心理。”杨凤春说，“各种‘共建’活动其实都是冲着茅台酒来的，一些茅台包装上也直接标出“××单位特供”，以此保证是茅台。” 　　他表示，茅台酒是由“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市场经济学”的供需决定，其被赋予了“权贵外衣”色彩，政治酒、身份酒、天价酒都可以成为它的别号。 　　杨凤春表示，目前茅台的情况其实处于一种不真实的市场环境中，一方面是政府垄断，另一方面是商家拼命炒价，“尤其政府力量在其中的参与，已经使茅台的销售偏离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他说：“茅台的光辉历史与庞大的官员消费密不可分，其中的官场文化和政府垄断因素非常关键，要使其发生改变非常难。” 　　不过，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茅台在其他方面也不逊色。2010年1月，茅台集团原总经理乔洪因受贿1300万余元，另有82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法院判处死缓，成为该年度一大新闻事件。 　　 　　不做奢侈品？ 　　自2011年1月1日起，茅台酒厂上调出厂价，平均上调幅度为20%左右。例如53度飞天茅台出厂价由499元涨到每瓶619元，同时继续实行“限价令”，经销商普通茅台酒销售价格不得超过每瓶959元。这些变化已经引发了“炒茅台股不如囤茅台酒”的风波。 　　从2006年2月至今不到5年的时间里，茅台酒共发布了5次涨价公告，涨幅平均在10%～20%不等。按照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的表述，涨价的原因包括“茅台酒战略发展的需要”、“兼顾国家、消费者、投资者、经销商和企业的利益”和“解决市场供需矛盾的一个办法”。 　　不过，茅台高层的种种解释并没有轻易消除民间的非议，相反情况越来越离奇。其后1月10日在北京，一瓶1958年出厂的五星牌茅台以112万元的价格被拍走；3月30日在上海，1979年9月18日出厂的五星牌酱茅台（原包装12瓶装、带装箱单）以58.24万元被买走；4月10日在贵州，13瓶陈年茅台被以30余万元的出价拍走，另外一瓶1992年产“精装汉帝茅台酒”更拍出了890万元高价。 　　“茅台不做奢侈品。”虽然贵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如此回应茅台被频繁刷新的拍卖“天价”，但在此前2010年4月23日举行的中国元素奢侈品首届年会上，茅台酒已被评为“最具国际影响力中国元素奢侈品品牌”。 　　早有业内人士认为，茅台占有不可替代的高端政治资源和酱香型生产的稀缺特点，最有希望成为中国奢侈品品牌。 　　“为什么拉菲（酒）可以在国内卖很高的价格，而中国更好的酒却不能卖高价？不能只让外国酒挣中国人的钱，中国白酒也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