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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也要学习心理调适的知识 　　在5月15日CCTV直播的抗震救灾英模报告会上，央视记者张泉灵坦言，自己在灾区也曾完全失控，“转身躲进一个帐篷里痛哭，直到把心里的痛苦和积郁都痛快哭出去”，才走出帐篷继续播报灾情。[1]作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见证惨烈景象的人群之一，记者在执行报道任务的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样需要适当的心理调适和心理救援。为此，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联合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针对赶赴灾区的新闻记者进行了一项有关心理反应及调适等方面的问卷调查。 　　在本次调查访问的249名记者中，有48%的记者于地震发生后一周内赶赴灾区，其中有20%在2008年5月15日之前到达， 60%以上的记者采访过北川、汶川、都江堰等重灾区，83.9%的记者在灾区连续工作6天以上。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长时间连续工作，展现了记者忘我的职业精神，但是伴随着长时间在第一现场高负荷工作所产生的心理不适也颇为值得关注。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63.8%）的受访记者曾经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恐惧情绪反应，接近半数（45.1%）的记者表示会有“情绪低落”的不良反应，分别有24.8%、19.7%、18.9%的受访者出现焦虑、失眠和噩梦的生理反应，另有9.6%、8.9%的受访者出现了“痛哭”和“麻木”行为。离开灾区返回日常的工作岗位后，仍有28.9%的记者表示依然受不良情绪的影响，绝大多（82.%）的记者都认为有开设心理调适培训的必要。为此，在问卷调查数据、深度访谈以及收集整理震区采访记者相关口述材料的基础上，笔者访谈了中山医院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专家徐俊冕教授，就汶川大地震中赴川采访记者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入讲解。 　　陶：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地震，其破坏力之大，影响之广，救灾之难是前所未有。在突如其来的山崩地裂前，在数万生命顷刻消亡之际，人们是否会有强烈的心理变化，您作为国家知名心理学者可否给我们谈谈灾区群众这种心理变化的情况，有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徐：这一次汶川大地震的特点是它的突发性、严重性和危害的普遍性。任何一个人处于这种环境下，都会有很强的精神压力，也就是医学心理学中的 “应激”。如果一个事情慢慢来，我们有精神准备，我们可以积极地去应对，不会一下子就束手无策，应激就没有这样强。大地震带来的是极度的灾难，人人都处于一个危机状态，不能用通常的办法来应对。所以出现心理、生理上急剧的反应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地震灾难中的心理问题分成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早期出现的绝大部分是人们情绪方面的反应，其中恐惧反应是很突出的。恐惧反应是由于个体在意识到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大脑会自动地启动一个进化过程中“编排”好的恐惧反应程序，这个程序是天生的，有意的控制是无法控制得了的。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灾民经受了亲人伤亡、房屋倒塌、财产受损、得不到食物、水、居住的地方，都会有损失感。在有损失感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悲伤感，有些人会产生自责、 懊丧，怨恨自己，感觉“自己不配活着”，甚至出现自伤的行为。第三种情绪反应，可能比较少的，是愤怒反应――觉得自己受到这样的遭遇是不公平的。有些人会抱怨为什么灾难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因为觉得不公正，人就会产生愤怒情绪，但是这种强求的心理有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愤怒反应发生时往往有攻击性，包括言语攻击和暴力行为。 　　以上三种情况都不是疾病，只是一时的情绪反应，不需要医生处方也不需要专门的心理治疗，此时需要的是心理危机管理。早期的危机管理十分重要，如果早期的情绪反应调适不当，则有可能引发后期的心理障碍。在后期也就是灾难发生一个月以后出现的心理问题，大部分则是心理障碍，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2]、 抑郁性疾病[3]、各种神经症（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适应障碍[4]等，这些都是需要心理和医药共同帮助的问题，后期大部的是疾病，需要专业支持。 　　陶：这次汶川大地震，我们不少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目睹灾后惨象、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正是“生死两茫茫”。灾区情况不熟、受灾群众惊魂未定、交通通讯中断、物资供给紧缺，……对于大地震这样严峻的报道任务，记者采访前需要做哪些心理准备？ 　　徐：记者作为目击灾难场面的人，身处危境，生命受到威胁，虽然不像灾民那样受到了家人离去或者财产损失，但因为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同样会体验到灾难性应激。在早期，记者可能会出现同灾民相类似的上述情绪反应，如果应激过于强烈并没有得到正确应对，灾难当中有无助感、意识分离，极度恐慌的人，以后可能会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线记者最需要警惕的问题。“创伤情境的反复闪回”是这种障碍的特征。同时，记者要对受灾群众的心理状态有一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