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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孟子》的译介 　　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传播已经度过了400多年的漫长历程.十六世纪初,伴随着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欧洲文化的全球扩张开始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最终将那些发愿献身上帝的耶稣会士( Jesuits) 带到了东方和中国.《孟子》最初的徂西之路就是借助耶稣会士之手开辟的. 　　然而,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孟子”的名字主要仍是在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1543 -1607)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 -1610) 、卫方济( Francis No e¨l,1651 - 1729) 等来华传教士之间提起,还远没有抵达欧罗巴的大众那里. 　　进入十九世纪,西方译介《孟子》的主体转移到了新教传教士身上.他们的译介活动,既有跟之前耶稣会士一脉相承的地方,亦有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特点.本文以新教传教士柯大卫( DavidCollie) 、理雅各( James Legge) 、花之安( Ernst Faber) 等人为例,考察十九世纪《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放在宗教思想史的考察方面,研究并”解码”西人的接受语境、问题意识,以及视域融合的具体表现,并尝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尽管《孟子》在西方的这段接受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梳理并厘清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在二十世纪专业汉学( 学院派汉学) 之前对于《孟子》乃至整个儒学的理解方式,探究学院派汉学与传教士汉学之间在思想和思维上的深刻关联,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教传教士之《孟子》译介---走向大众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伴随着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使命的衰落,以及新教的传入中国,欧洲译介《孟子》的语言也从古老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转向英、法、德等普通人使用的语种.1814年伦敦出版的一本英文童蒙读物---《东方故事》中收录了一则”孟子的故事( Story of Men-cius) “[1],讲的是追寻智慧的”孟子”到一个八十岁的老隐士家中借宿,老隐士因施舍财富给别人而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落得穷困潦倒,而痛诋人类”前恭后倨”、忘恩负义.孟子跟他说,”你既然并不是出于求回报之心而施舍他人,就不能指责他人忘恩负义.他人是否感激是他人的事,谁站出来承认自己有偿报的义务,那么其他人就会赞美他; 而你于此不应再期待什么.”隐士听了此话,心中大为佩服,于是拜孟子为师,学习智慧.这个故事未见于《孟子》,亦未见于其他古典文献,当是《东方故事》一书的编者借孟子之名敷衍故事、宣化德行,但亦可见,经过耶稣会士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孟子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已经开始小有名气. 　　1828年,英国新教牧师柯大卫( 1791 - 1828) 翻译的《中国经典四书》[2]出版.柯大卫时任马六甲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院长,他曾师从英华书院创办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 -1834) 学习中文.柯大卫认为,较之”四书”中的其他三种,《孟子》在风格上”更富想象力,更有活力,更重修饰”[2]前言4.而孟子本人”是一个有独立原则之人”,”就他的本然能力而言似乎已经超越了孔子”[2]孟子传: 5.出于传教士的卫教立场,特别是新教的启示观,柯大卫认为孟子跟那些未受到神圣启示( divine revelation) 引导的大众一样,偏离了道德或德性的纯粹原则; “他频繁地向三教九流的人反复灌输那些众所周知的道理,由此自然就跟由无限智慧开出的真理相敌对”.不过,跟孔子一样,”他并不是用来说明神圣启示非关紧要的合适例子”[2]孟子传: 6.至于说孟子编定《诗经》《书经》,死于94岁高龄,则显系无稽之谈.柯大卫译《孟子》时曾读到过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 Julien,1797 -1873) 用拉丁文翻译的《孟子》上卷[3],亦参考了一些后世注疏; 他在译文中也加入一些脚注解释中国文史知识,偶尔点题式地比较中、西之礼俗,借古喻今,讽喻十九世纪初的世界政治. 　　作为传教牧师,柯大卫显然十分困惑于《孟子》中的宗教信仰问题.《孟子·梁惠王下》第3章引《尚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引文与《尚书·泰誓》原文不尽相同) 柯大卫将”上帝”译为”High Ruler”,并加注释云: 　　”上帝”( 也有人将其迻译为”Most High God”) 被一些中国学者视为表达基督教”真天主( trueGod) “名称的最佳中文词.不管”上帝”究竟为何方神圣,中国人确实对他表现出相当的敬畏.但经过细细思量,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天”在表达”上帝造物主( the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