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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及其意义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文学家林语堂于 1935 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笔者按：”些“字应为”此“字）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121-180 年，罗马帝国皇帝，着作《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 　　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着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最终、最高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着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到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才有群体的动作，才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 　　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发展规律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这个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究，只能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如史景迁着《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反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蒂，成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在中国内地，有一时期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人的共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猛烈批评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在 1986 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 　　惟有研究个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