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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应用前沿及其中国借鉴-行政管理 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应用前沿及其中国借鉴 陈那波 陈那波（ｃｈｅｎｎａｂｏ＠ ｍａｉｌ ｓｙｓｕ ｅｄｕ），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１３ＹＪＡ８１０００２）、中山大学“９８５”三期建设项目。 【摘要】文章回顾了英文学术圈尤其是美国公共行政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和应用前沿，强调研究方法多元化是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从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条件出发，文章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可以也适宜在研究方法的多元应用及拓展上和主流公共行政学研究齐头并进。 关键词 研究方法　反思公共行政　混合方法 【中图分类号】Ｃ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５）０４ － ００６９ － ９ 一、前言 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及其合作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名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下文简称《设计》）在２０１４ 年、也即其英文版出版二十周年之际由格致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出版，为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多提供了一个接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前沿的途径和中转站。《设计》一作出版的时间和研究方法多元化、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趋势相吻合。这一趋势兴起于１９９０ 年代前后（Ｍａｎｄ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初期大多是基于定性、定量各有分工的共识基础上的互补，主要体现在研究流程上的分工（Ｂｅｒｇｍａｎ，２００８；ｌｉ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①、数据及分析方法上的互补（ｓｍａｌｌ，２０１１）。而最近十数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在统一的逻辑上对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综合，在定性研究方法中，民族志研究（Ｓｍａｌｌ，２００９）、案例研究（Ｂｕｒａｗｏｙ，１９９８）和历史比较分析（Ｍａｈｏｎｅｙ ＆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３）是这方面的主要推动者。例如历史比较分析研究者宣称建基于小样本数量基础的案例或比较案例研究同样能形成有说服力的因果推论，从统计学的自由度角度来论证个位数的案例如何进行显著性检验（Ｒａｉｇｎ，１９８７：１１３ － １１５；Ｂｒａｕｍｏｅｌｌｅｒ ＆ Ｇｏｅｒｔｚ，２００２），或者从贝叶斯统计原理出发，分析数量不多的案例是如何形成推论，实现较大程度上的统计学意义的消减误差比例（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３：４５）。《设计》一作针对定性研究所言的描述性推论———在一系列观察值的基础上对未观察的现象进行理解———和上述的原理和宣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以该作的中文版出版为契机，本文分析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在国际公共行政学的基本应用状况，并在此背景下讨论《设计》及研究方法多元及混合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的意义，希望能稍有助于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学生对研究方法应用的进一步理解。 二、英语学术圈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应用 公共行政学历来有着较为浓厚的学科危机意识和反思意识，对美国行政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的研究中，较为著名是杰·Ｄ 怀特（Ｊａｙ Ｄ Ｗｈｉｔｅ）等人在上世纪１９８０ 年代掀起的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状况的评估（Ｍｃｃｕｒｄｙ ＆ Ｃｌｅａｒｙ，１９８４；Ｐｅｒｒｙ ＆ Ｋｒａｅｍｅｒ，１９８６；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ｓ ＆ Ｆｅｒｒｉｓ，１９８８；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６ａ，１９８６ｂ）②。同时，在欧洲也有一些公共行政学的学者在做和怀特等人同样的工作，包括英国（Ｄａｒｇｉｅ ＆ Ｒｈｏｄｅｓ，１９９６；Ｒｈｏｄｅ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法国（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１９９６）、德国（Ｓｅｉｂｅｌ，１９９６）等。本文则主要以英文学术圈两个知名的公共行政学杂志： 《公共行政学评论（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下文简称ＰＡＲ）和《公共行政（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下文简称ＰＡ）上的有关评论文章为基础①，通过这些研究，读者可以勾勒出英语学术圈尤其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情况及前沿应用，整体而言，包括以下特征： （一）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统计研究占多数 从ＰＡＲ 上发表的文章趋势来看，美国公共行政学早期的研究以概念创建和政策评估为主，而探讨变量之间关系的文章的比例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例如１９４０—１９４４ 年ＰＡＲ 上没有一篇文章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到１９７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