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作证适用程序的理性重构及配套措施设置.docVIP

隐蔽作证适用程序的理性重构及配套措施设置 　　一、我国隐蔽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法律规定不具体。新刑诉法第六十二条对隐蔽作证制度作了相应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六机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隐蔽作证作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即通过不公开证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或者不暴露其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以及对证人使用化名并标明密级的方式来保障证人身份不被外界获悉,但对隐蔽方式、隐蔽对象、隐蔽期限和实施程序等问题均未触及,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导致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办案人员对隐蔽作证的积极性不高。首先,侦查人员对隐蔽作证心存抵触情绪。在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取证的行为少之又少,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中,办案人员往往出于办案压力,采取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取证手段,通过欺骗、引诱、威胁手段获取证言已成为常态,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现象也屡见不鲜。一旦证人出庭,侦查人员的违规取证行为难免会被曝光,因此,侦查人员对支持常规作证和隐蔽作证的热情都不高,甚至怀有抵触情绪。 　　其次,检察机关对隐蔽作证心存顾虑。证人证言作为言词证据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强、缺乏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