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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安石变法——从苏轼的科举历程说起 一、苏轼的科举之路 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种，苏轼都参加了，并成功；常科有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苏轼也悉数过关。而且，苏轼参加的这一常科考试，很有特点：一是欧阳修主持，是北宋科举变革、古文运动转折的关键；二是主考官和被录取者都有一批文化巨人，在宋代文化和政治史上影响极大；三是这一次的殿试没有黜落，之后基本也不黜落了，具有典型性、转折性。 （一）参加常科考试 第一关：发解试——开封府试 准备与入京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初，苏轼父子三人到雅州，拜访州守雷简夫，雷盛称苏洵有王佐才，并写了三封推荐信，分别是益州知州张方平、朝廷文坛领袖欧阳修、重臣韩琦。 不久离家赶考，先到成都，拜见张方平，张方平“待以国士”，并向欧阳修推荐，“作书办装，使人送京师”。 约在闰三月，从成都出发北上，从陕西进入河南，五六月间到达京师。苏洵上书欧阳修，并上有关文章。修大称赏，向朝廷推荐。很快引起反响，“声名一日大振”。 考试与发榜 七月十三日，朝廷以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求等考试开封府举人。秋，约在八月，苏轼应开封府解试。榜出，苏轼第二名。当时考试的两篇“论”还保存到今天，即《文集》卷二《儒者可与守成论》、《物不可以苟安论》。 第二关：省试（尚书省礼部举行） 准备 嘉祐二年（1057）正月六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另有一重要人物是点检试卷官梅尧臣。 他们6人锁院50天，在一起经常唱和。后编成《礼部唱和诗集》三卷（欧阳修有序） 这次唱和具有独特性。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详记此事，在最后写道：“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隶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讽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叶梦得《石林诗话》：“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等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文忠‘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辉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以言‘五星’自比，而待我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闱不复敢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祐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 考试 在二月。按规矩，“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 。苏轼的诗是《丰年有高廪》（题目出自《诗经·大雅·丰年》），赋不见，论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策五道俱存，见《文集》卷七。 其中当时最看重的是论策（苏轼后来在哲宗时期曾《拟进士对御试试策》：国家最初重诗赋，“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苏轼就以《刑赏忠厚之至论》打动了考官，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论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