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虚君共和”思想探析.docVIP

梁启超的“虚君共和”思想探析 　　摘 要: 梁启超的“虚君共和”思想,因其被独裁者利用和歪曲,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误读。“虚君共和”思想作为梁启超整个思想发展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正确认识梁启超“虚君共和”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梁启超 “虚君共和”思想 历史和现实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论家,他的思想深刻而有远见,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思想,并设法把这一理想付诸实践。我们有必要用今天的眼光对“虚君共和”思想进行正确的认识。 　　 　　一、梁启超思想之发展演变 　　 　　考察梁启超的“虚君共和”思想,只有放在他的整个思想发展轨迹中,才能对其作出全面深入的透视。梁启超的政治制度思想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曾先后提出过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开明专制等主张。 　　在1895年到1898年的维新变法时期,与维新变法的主张密切结合起来,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到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今日之世界已是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擅代之时,地球各国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1],“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寄希望于通过光绪帝实现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他的思想受到了较为强烈的冲击,同时在流亡到日本后,在更多的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的熏陶下,他从主张君主立宪到赞同民主共和革命。1899年,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国势败坏致此,非庶政公开,实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3] 　　从1903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的这一时期,梁启超抛弃“革命共和”,回归到君主立宪制,提倡“开明专制”论。1903年,梁启超亲自去美国,考察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在看到美国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察觉到美国的民主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同时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认为在封建专制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连君主立宪都应缓行,把开明专制作为过渡阶段则更为必要。梁启超认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专制。”[4]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梁启超指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为当时中国的最佳选择,“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5]。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但是其关于共和立宪的主张一直未变。 　　从上述的梁启超对中国民主制度的反复探索过程可以看到,纵观其一生思想的历程,虽有变化和反思,但他追求的民主宪政的宗旨却从未改变。而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也是梁启 　　超深化认识、不断探索的反复过程。 　　 　　二、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之“虚君共和”思想 　　 　　1911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制定了“虚君共和”的行动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康梁派人四处活动。这时,劝说袁世凯接受“虚君共和”主张便成为康梁联袁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而袁世凯虽与康梁的主张根本对立,但袁世凯认为可以利用与南方革命派长期敌对的康梁一派的势力来加大自己在南北对峙中的筹码,又可以通过曲解康梁“虚君共和”的原意来为己所用,因而与康梁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触。 　　袁世凯强调“虚”字,把“虚君共和”理解为实现共和后只保存君位名义而已。袁世凯后来对清室的处置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受了康梁“虚君共和”主张的启发。而梁启超的“虚君共和”,仍然是把英国式的虚君共和看作是当时中国应该效仿的最理想的典范,实质上还是立宪政体。他主张建立一个由健全的行政机构所管理的强大的中央政府[6],要把主权归于国家而不是民众手中,这种反民主的倾向是试图在民主的原则上使中华民国发挥功效。为了防止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过度集权,他希望给予立法机构以弹劾权;为了防止对行政机构产生过多的牵制,他又主张使总统具有解散立法机构并实行新的选举的权力;若当权者在选举中失败,其政府则理当辞职。可以说,梁启超试图在立法机构与行政权力之间实现某种平衡,而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向后者倾斜的平衡。他明确地舍弃以美国和法兰西为楷模,转而较倾向于支持俾斯麦和明治――甚至明确表示应采用执政党组阁的英国模式[7]。 　　虽然,1912年清帝宣布退位,已经宣告了康梁的“虚君共和”计划彻底破产,但是梁启超对君主立宪之路的探索远远没有结束。 　　 　　三、对梁启超“虚君共和”思想的探析 　　 　　“虚君共和”思想虽被独裁者利用、歪曲,在现实的路途中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虚君共和”秉承了梁启超一贯的立宪主旨和渐进的原则,它的提出不是贸然的,里面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分,如今对其进行深入探析,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