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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内容 　　摘 要：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包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对治史目的的阐述，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分析，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等等。他的思想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近代文学史 梁启超 新史学思想 　　 　　在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人。他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建树颇多，并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对当时及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现就其新史学思想的内容作简要概述。 　　一、关于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和改造 　　梁氏运用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观，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系统批判。他将二十四史怒斥为“二十四姓之家谱”，着重抨击封建史学的正统观，揭露封建正统的反动本质，并再三强调：“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之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1］3 　　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梁氏呼吁必须改造旧史学，进行“史界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为此，他提出改造旧史学的建议。 　　第一，要反对旧史的贵族性，反对“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把旧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让它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2］28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有所贡献。 　　第二，要重新厘定史学范围。梁氏指出，中国历代史家试图把人类知识的全部记录纳于史著，以致史籍繁琐庞杂，而其所记载又不够详尽。他认为，当代科学日益发达，各种学问之间应该有较严密的分工，史学应从包容万象中分离出来，不必“越俎代庖”。但对于历史领域内的学问，则要“当仁不让”，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 　　第三，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要特别注重“求真”的观念，摒除主观偏见。他严厉批判旧史家“强史就我”的主观主义研究态度，并猛烈谴责他们不“忠实”于客观历史。他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2］31―32这样才能有良史和信史的出现。他对“求真”的强调，对于克服传统史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缺乏独立意识的弊端，是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枉”，对于历史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治史的目的 　　梁氏认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性。因此，他从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出发，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资鉴”。他指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但其出发点应该是现实，绝不能离开现实去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谁也无法将它们割断，人们正是为了认识现实或满足现实的某种需要而去研究历史。他特别强调进行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服务。 　　梁氏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资鉴”，是与其构设和确立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试图通过强调史学研究的目的来关心中国应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在他看来，由于旧史学的研究目的过于狭隘，因而日常的史迹和民众智慧得不到记载和传承，这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每一社会个体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组成社会和求得发展，而这正是新史学的职志和特征。他认为，近代史学的进步除了客观的资料整理就是主观的观念革新，就是要使历史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从而使每个个体都成为国民之一分子、世界之一分子，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民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三、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 　　在历史学研究的早期，梁氏以进化论为史学的理论基础，认为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新旧史家所持的理论基础不同。旧史家信奉的是“一治一乱”、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而新史家则信奉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进化论。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处于一种普遍的进化状态，所以史家要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来研究历史，“达到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目的。历史就是“叙述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11―12这种历史进化的规律，他称之为因果律，并认为明乎此，则可知历史之真相。 　　晚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变化，梁氏对历史进化和因果支配的问题提出了新看法，虽仍强调历史学要“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2］1但他同时表示：“说明事实的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学之人，多能言之”，然而“兹事未易言也”，因为“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易的，故得其真也甚难”。同时，寻求这种因果律，历史研究比自然科学更难，并且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也不一定绝对适用于历史，因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在此，他把历史进化的制约力分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