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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鲁迅翻译观的形成 　　摘要: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简要叙述并总结鲁迅的翻译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中国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 鲁迅翻译观直译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翻译家。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活动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终结的。他一生译作颇丰,自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共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的224部(篇)作品,体裁包括文艺理论、美术、小说、诗歌、童话、杂文等。除大量的翻译实践之外,他还有不少讨论翻译的理论文章。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对翻译问题作了一系列非常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诸如“直译”、“欧化”、“宁信而不顺”等具有变革性和新颖性的翻译主张。与其他译者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别???一格,因此曾长期遭到批评和非议,时至今日,仍有人不同程度地附和这些批评和非议。尽管如此,鲁迅在中国翻译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位置。 　　袁锦翔把鲁迅的翻译概括为3个时期:从1903年开始翻译到“五四”运动为第一期。在此期间,鲁迅除科幻小说外还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作品。代表作有《月界旅行》与《域外小说集》。从“五四”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第二期。在这个“上下求索”的时期,鲁迅移译了不少东欧、北欧和日本的作品。代表作有《说幽默》、《苦闷的象征》等。从1927年到1936年逝世是第三期。这是他译事的辉煌时期,翻译是为了战斗。代表作有《思想?山水?人物》、《小彼得》、《毁灭》、《艺术论》(卢氏)、《死魂灵》等。[1](P131) 　　 　　一、鲁迅翻译观的形成 　　 　　从意译到直译。鲁迅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1903年。当时,鲁迅受梁启超、林纾等人的影响,走的是“意译”的路线,对翻译没有提出独到见解。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鲁迅的最早的翻译作品是1903年他用文言改写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之后,鲁迅又陆续翻译了几篇小说,像1903年所译雨果的《哀尘》,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稍后则译有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匈牙利籁息的《裴彖飞诗论》。这几篇作品都有明显的晚清痕迹,即翻译手法的意译倾向。鲁迅后来也承认,他早期的几篇译作,“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2]并且还表达了明显的懊悔之情:“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3]1907―1909年,随着《域外小说集》的出版,鲁迅的翻译观开始有了“质”的飞跃。《域外小说集》序言写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也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当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所在。[4]这篇序言阐述了鲁迅的两点翻译思想:一是鲁迅认为,接受外国文学,就要“读其心声”捕捉其精神实质;翻译外国文学,就要“弗失文情”,即忠实于原文进行直译。二是译者要注重翻译的选材和对原著的把握。鲁迅本人对于译介的作品是有明确选择的,《域外小说集》主要收录的是大量受压迫的北欧弱小民族和苏俄等国的作品。鲁迅的翻译意图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得十分明确:“别求新声于异邦。”――借异邦之新声,唤醒今日之中国,为在中国传播“摩罗”精神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鲁迅“直译”翻译原则的形成 　　 　　鲁迅的翻译原则可以概括为“直译”、“求信”和“达旨”。早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鲁迅就以“词致朴讷”、“移译亦期弗失文情”[5]155表达了自己直译的思想。后来他多次在相关文章中强调过这一观点。鲁迅的翻译观可以说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代佛经翻译和清末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汉魏以来的译经高僧中,玄奘法师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个。鲁迅认为,唐译佛经,很多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得就懂得了。同理,对待外国文字时,由于汉字本身存在表达上的缺欠,也需要生造一些词句。在清末翻译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严复。鲁迅强调直译同时赞成兼顾意译的主张与严复“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6]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鲁迅从林纾的翻译中也吸取了很多经验,但他也指出林纾译文中有很多误译,“任情删易,即为不诚”。[7]这些都成为鲁迅翻译原则形成的外界因素。鲁迅不仅继承了旧文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从外国文学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这便是他的“拿来主义”。因此,他提倡“直译”以保持原文的“精神和力量”。鲁迅直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革中国的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他把文学看作社会改革、民族解放的武器。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的《序言》中鲁迅便指出,他所以译述这部历史小说,就是因为感受到“斯巴达之魂”的“懔懔有